江乐金·索朗杰布，藏文Icang lo can bsod nams rgyal po，1897年－1972年，原西藏噶厦官员，后为新中国官员。

江乐金·索朗杰布出生于江乐金家族（由颇拉家族改名），他6岁时就进入甘丹厦私塾学习；他12岁随父亲在雪堆白列空（雪造币厂）开始熟悉地方政府的政务工作，之后父亲经常带他四处游历和参加政务活动，以便让他熟悉政务和学习协作公文，还邀请哲蚌寺果芒扎仓的喜饶嘉措格西来家里教他诗词、语法等，父亲还让他去拉萨附近的寺院学习佛教知识。

1916年，江乐金19岁时，被土登贡培授予“公”的爵位，以让他继承家族的世袭公爵。

1923年，江乐金进入江孜的英军营学习英文和军事技术。

1925年，江乐金返回拉萨后，就被噶厦政府、藏军司令部派往印度去采购军火。

同年，江乐金参与了藏军总司令擦绒·达桑占堆为首的激进派组织策划扩充藏军，与拉萨三大寺的保守势力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事件。

第13世拉萨活佛亲自出面调解这次波动，并对参与的噶厦官员施行了降级、罚金等处分，江乐金被剥夺了“公”的爵位，降为赛朗巴（四品官）。

尽管，第13世拉萨活佛对江乐金在这次斗争中的活跃表现非常不满，但也为了爱惜他的才干和学识，只是把他调到阿里担任堆噶本（阿里总管，五品官）。

1933年，江乐金没有亲自前往阿里就职，只是派了他的姐姐和姐夫帮他顶替，他自己留在拉萨，主管恰擦列空（茶盐局）。

同年，第13世拉萨活佛圆寂后，西藏的政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拉萨活佛的近侍们为了得到这个西藏最高的统治权，掀起了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使西藏整体的政治局面陷入了两派势的斗争，拥有新思想的改革派和拥护旧势力的保守派，造成了西藏政局的动荡和社会的不安。

1934年，西藏噶厦政府专门召开了“关于谁来当摄政王问题”的措那杰宗（西藏僧俗官员扩大会议），在大会上各方势力发生了不少的争执；在大会上有些人提议，让土登贡培担任摄政王管理西藏的政教事务；也有些人提议，由司伦–朗顿·贡嘎旺秋（第13世拉萨活佛的侄子）担任摄政，外加2名僧俗官员；另外一些人提议，还是按照先例请一位大活佛担任摄政王。此时，江乐金作为新思想的代表，坚决主张由土登贡培担任摄政王，他在这次重要的大会上慷慨激词、力排众议、语惊四座，他说有些人的主张是切中时弊，另有一些人的主张是离经叛道，他还用巧妙的语言讽刺拉萨三大寺保守势力：

把一个无知的小小喇嘛置于最高宝座，再由一位老喇嘛强佐钦布（大管家、掌实权者）坐在一侧，吸着鼻烟操纵，如此而已。

据研究者认为：江乐金倾向新的思想，接近英国君主立宪的社会结构。主张拥有新观念的人来担任摄政，来改变西藏保守的观念和制度。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江乐金看到长期政教合一的阴影下，西藏的政治事务也都过于受到宗教势力的影响。虽然第13世拉萨活佛打破了原有封闭保守的局面，但是保守势力仍然占据西藏的政治主导地位，西藏的经济和社会制度都还处在落后的状态。

江乐金在“扩大会议”上第一次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讽刺的语言也在保守派势力的心里留下了仇恨的伤疤，也为他之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虽然江乐金在“扩大会议”上的主张没能实现，但他没放弃改革西藏政治的追求，为了改变西藏的政治体制，他参与了龙厦·多吉次杰组织的“求幸福同盟”。

1934年5月10日，发生了西藏近代史著名的“龙厦事件”，噶厦政府中大约有100名官员都被卷入这次事件。

噶厦政府判罚龙厦被挖了双眼，江乐金被判砍手，后来由他的恩师格西喜饶嘉措向各方跑动说情，再加上一些亲友的帮助，他最终被减轻罪刑，免去了砍手的惩罚，但还是逃不过被流放的命运，他被流放到工布孜拉岗地区，在这里他与被流放的土登贡培相遇了。

1936年，江乐金与土登贡培一起逃亡印度，后在印度生活了10年，这10年也是他人生的第二次转折点，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国度，跟不同的人接触中使得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改进。

1939年，江乐金与更敦群培、邦达·饶嘎、土登贡培等人在噶伦堡成了了“西藏革命党”。他们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翻译成藏文，还制定了《西藏革命党简要协定》。

之后，江乐金担任了不丹王子们的藏文老师，他还和根敦群培、巴布塔钦（当时在印度开办藏文报）等人创作过随笔、诗歌和《书牍规范》等藏文工具书，他的代表作《老少三人的叙情》也是在噶伦堡时创作，他和不丹公主曲尼旺姆曾一起把英文作品翻译为藏文，还协助巴布塔钦编辑《西藏镜报》。

1946年，英属印度政府知晓了他们的组织活动，极力反对和组织他们的组织及活佛，又把建立组织的消息通报给西藏噶厦政府。

1946年，西藏革命党解体，除了根敦群培之外，组织成员在噶伦堡全部被捕，更敦群培在之前早已返回拉萨，后在拉萨被噶厦政府逮捕。
英属印度下令邦达·饶噶1个月之内离开印度，土登贡培7天之内离开印度。因为江乐金担任过不丹王室的藏文老师，所以与不丹王室的私交很好，他被捕后，在不丹王室出面的干涉下获得了释放，就算在不丹王室的帮助下，他还是没能及时离开印度。
1946年4月26日，西藏噶厦政府请求英属印度把江乐金等人引渡回西藏。

1947年，经江乐金本人写信申请，保证以后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被西藏政府的批准后，他才返回拉萨。

1951年，人民解放军进藏初期，江乐金参与了部分西藏高层人士自发组织的拉桑岗堆活动。

拉桑岗堆主要是筹集粮食，把粮食出售给驻守在西藏的人民解放军。江乐金为驻守西藏的人民解放军解决粮食、柴禾等供应问题。

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军区编审委员会成立，江乐金在编审委员会担任委员，还在西藏军区干校任教。1952年2月18日，西藏军区在雪康林卡召开兴办学校的座谈会，阿沛·阿旺晋美、擦绒·达桑占堆、噶雪巴·曲结尼玛、桑颇·才旺仁增、江乐金等50余人应邀参加座谈会，会后宣布由噶雪巴·曲结尼玛、桑颇·才旺仁增、邦达、擦珠·阿旺洛桑、阿沛·阿旺晋美、江乐金、林亮、李安宅等14人作为拉萨小学筹备委员会委员。

拉萨小学创立后，江乐金担任拉萨市第一小学董事会董事、副校长。

1952年，西藏军区编审委员会成立，江乐金参加会议，他和擦珠·阿旺洛桑一起在《藏文新闻简讯》担任副主编。

当时，新闻、报纸在藏文中都是新名词，还没有固定的译法。
西藏军区编审委员会委员也为此进行了讨论，有的委员认为不要区别这两个词，有的委员认为要区别，懂英文的委员指出了NEWS、NEWS PAPER的区别，有的委员认为应该把“西藏日报”翻译为藏文的“西藏每日新闻”（TIBET AN DAILY NEWS），这个译法是被接受的。

江乐金进而解释：

首字取印刷时的声音“嚓”（原意为“点儿”），第二字是藏文的原有词，意为“印刷品”，这一方案被通过，藏文中的报纸一词就这样诞生的，很快就被广大读者所接受。

1953年初，经各方面的协商，在拉萨成立了临时机构——雄竹基佐康（粮行），机构的职能是统管粮食买卖，既能保证驻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粮食供应，又能照顾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江乐金被噶厦授予台吉（三品官）和雄竹基佐康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同年，拉萨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成立，谭冠三、阿沛·阿旺晋美、江乐金等人在大会上讲话，联谊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就选举出了正、副主任委员。

1958年，中央政府组织了70名工作人员到西藏进行社会调查工作。著名学者张逸逊也率领《藏汉大辞典》的工作小组来拉萨收集词汇，并形成了《藏汉大辞典》初稿。

1958年7月，江乐金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文教处处长、文管会副主任，后来还担任西藏自治区文管会主任、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后，江乐金担任拉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组组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文教处处长。

1961年，张逸逊请西藏自治区对《藏汉大辞典》初稿进行审定时，江乐金受自治区党委、筹委会的委托，亲自组织多名学者一起参加审定，《藏汉大辞典》直到1985年才出版。

1962年，江乐金发表了《欢迎文成公主进藏》，把历史上的文成公主和在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回到西藏拉萨演出话剧《文成公主》的藏族演员们联系在一起，大力赞美了汉、藏民族的团结。 

1965年，江乐金当选为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大代表，担任自治区人委文管会主任、西藏自治区第二届政协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2年3月13日，江乐金突发心脏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