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传统的宗教信仰中护法作为降神人，在西藏的政教社会中曾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在清代文献中比比可见。

据记载，1792年，乾隆帝在一份上谕（诏令文书）中这样讲：“前后藏为达赖喇嘛驻锡之地，各蒙古及番众等前往皈依瞻拜，必其化身确实，方足宏衍禅宗。查藏内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呼毕勒罕示寂后，令拉穆吹忠作法降神，俟神附伊体，指明呼毕勒罕所在”。这段记载说明：在此之前，不止一辈的拉萨、日喀则活佛及其他大活佛的转世灵童认定都是由拉穆吹忠来决定。

据史料记载，拉穆吹忠是西藏当时最大的一位护法，拉穆吹忠，藏文Iha mo chos skyong，拉，意为神，穆，意为母，拉穆，意为神母，这也说明神母护法可能属于原始的女巫崇拜的遗存。护法是神的代言人，当时拉穆护法的名气很大，甚至连外蒙的大活佛认定呼毕勒罕（转世灵童）时，都要前来找他辨认。

据《卫藏通志》记载：外蒙“喀尔喀三音诺彦部落额尔德尼班弟达呼图克图圆寂后，其商卓特巴那旺札什赴藏恳求降神批示……于（乾隆）57年（1792年）复至拉穆庙内，求问呼毕勒罕究竟在于何处”。

在公元1792年以前，拉穆借助自己手中的权力收受贿赂，与王公贵族连通作弊，妄加指认转世灵童，引起了乾隆帝的警惕；同年，乾隆帝在上谕中指出：“拉穆吹忠往往受嘱，任意妄指，以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亲族姻娅递相传袭，总出一家，与蒙古世职无异”。

在《番僧源流考》中发现了一段极为珍贵的记载：“查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内奉旨：……从前认呼毕勒罕，皆恃拉穆吹忠看龙单于此。拉穆吹忠或受贿恣意舞弊，或偏庇亲戚妄指，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暗中授意，令其指谁，此等皆有之事，朕悉知之，而与法教中甚为无益。即令达赖喇嘛一家之中，大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出有数人，而此辈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又系拉穆吹忠之外孙”。

拉穆的外孙应该是第7世日喀则活佛丹白尼玛，但是在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中却没有找到相关记载。

乾隆帝在1792年的上谕中指示：

“向来藏内出呼毕勒罕，俱令拉穆吹忠降神附体，指明地方、人家寻觅。其所指呼毕勒罕不止一人，找寻之人各将所出呼毕勒罕生年及伊父母姓名一一记明，复令拉穆吹忠降神祷问，指定真呼毕勒罕，积习相沿，由来已久。朕思其事，近于荒唐，不足凭信。拉穆吹忠往往受人嘱托，假托神言任意妄指。而藏中人等因其迹涉神异，多为所愚，殊属可笑。此等拉穆吹忠即系内地师巫，多以邪术惑人耳目。闻拉穆吹忠降神时舞刀自扎，身体无害，是以人皆信之。此等幻术，原属常有。但即使其法果真，在佛教中已最为下乘。若使虚假，则更不值一噱。其妄诞不经，岂可仍前信奉？福康安等现在整捯藏务，正应趁此破其积弊。莫若在藏即令拉穆吹忠各将其法试演，如用刀自扎等项果能有验，则藏中相沿日久，亦姑听之。若福康安亲加面试，其法不灵，即当将吹忠降神荒唐不可信之处对众晓谕，俾僧俗人等共知其妄，勿为所愚”。

结果就是：

“吹忠经和琳（驻藏大臣）等面试演试，授以刀剑，俱各战栗，并师巫之不知”。其中的“俱”字表明西藏的护法不止一人受到了这种考试。乾隆帝期初认为：“吹忠之积习，自无难永远革除”。但后来又感到：“此亦习俗使然，自不心急于禁止”。但在此之后拉穆吹忠就一蹶不振了，其他护法也收敛于一时。

在廖东凡《雪域西藏风情录》记载了拉穆寺与拉穆护法的历史情况：

拉穆护法的寺院在拉萨东北的拉萨河的上游达孜县拉穆乡拉穆强久乔寺，寺内供奉白梵天神。第13代拉穆护法的弟弟丹增晋美说：“拉穆护法起源于明代，五百年前拉萨东边15公里的德庆桑阿岗附近的一位浪游人路过拉穆地方，他突然像得了羊角疯一样抽搐，自称大梵天王附体，成了著名的拉穆护法，大梵天王的代言人，建立了拉穆寺。到西藏解放时期共传了13代，第13代拉穆护法名为吉丹坚赞。拉穆护法与宗喀巴、甘丹寺都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据说在明朝曾赏赐给西藏两副甲胄，一副送到甘丹寺，一副送到拉穆寺，历代拉穆护法每逢本命年都要穿上甲胄一避风险。第5世拉萨活佛执政西藏地方大权，拉木护法地位提到了四大护法之首。第5世拉萨活佛到北京朝拜顺治帝时，拉木护法一直跟随左右。第7世拉萨活佛离藏返藏，都要请拉穆护法预言护佑。第8世拉萨活佛时期，因为拉穆妄加指认转世灵童，遭到了乾隆帝的斥责，使得地位有所下降。以后历辈拉萨活佛都不断的给拉穆神巫系统予以封赏，第12世拉萨活佛达，曾授予“达喇嘛”头衔，并亲自在封文上加盖自己的手掌印。第13世拉萨活佛把拉穆护法的地位提高到三品扎萨，地位显贵的可以与噶伦平起平坐。拉穆护法还和日喀则活佛禅关系密切，被尊为历代日喀则活佛的乌拉（守护大神），第6世、7世日喀则活佛的认定就是通过拉穆护法的预言，自此拉穆护法和日喀则活佛传承关系更加的密切。后来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拉穆护法的经济实力越来越雄厚，他有2处护法神殿，3处喇嘛寺院，8大8小16个庄园，一座巨大的神宫府邸，是3层高的巨石垒成的大厦，形成了一座可以管辖2千农奴、奴隶的降神者王国。拉穆护法降神时有时降寂静相——仓巴白梵天王，有时降忿怒相——犀甲护法色丑巴，据说是由噶当派大师俄·勒白西绕请来的，每年藏历正月初四，拉穆护法都要到布达拉宫给拉萨活佛作例行降神。拉穆护法传承是父子相传。

在书中详细勾勒出清代拉穆护法、拉穆寺的历史面貌，其中的很多故事都得到了文献的证实，在历辈拉萨活佛的传记、日喀则活佛传记中都有祈请拉穆护法降神的记录。

拉萨、日喀则活佛都对拉穆护法尊重，彼此往来关系密切，在《五世达赖喇嘛传》记载:

(公元1653年)10月18日，我们迎请螺顶大梵天附体，敬献了成就事业的广大酬神供养，并再 次宣读誓言。……(公元1654年)三月螺顶大梵天降预言劝请我做经忏法事，我敬献了偈颂体复信 和敬神哈达。……(公元1659年)2月，我派遣本仓强俄巴向螺顶大梵天赉送丰厚的供品、服饰、 会供轮等并询问取舍。……此后螺顶大梵天特派策色喇嘛前来祝愿我长生，并预言说应该建造 无量寿佛、观音菩萨和诸大师的寺庙，并在它四面建造佛塔。

在《六世班禅传》记载：

乾隆13年，班禅封拉穆护法神师索朗旺堆为达尔汗额尔德尼法王。嘉庆4年(公元1799年)第8世拉萨活佛继续“迎请拉莫护法神，……达赖佛爷向他献敬神哈达和顺缘灵物并作请托”。

活佛转世是西藏佛教诸教派寺院集团，依据佛的三身（法身、报身、化身）轮回转世理论，为解决教派宗教领袖传承继嗣而建立的一种特殊的法位传承制度。

最早实行活佛转世制度是13世纪噶玛噶举派的黑帽系僧人噶玛巴西。

公元16世纪，格鲁派兴起后，使得活佛转世制度更为普及，清代各藏区、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转世活佛传承，其中以拉萨、日喀则活佛是最大的两个活佛系统。

由于，西藏佛教领袖影响巨大，再加上西藏长期以来的宗教环境，逐渐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大活佛的地位尤其是拉萨、日喀则活佛在藏蒙地区的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对这两大转世活佛系统的管理就成了清朝廷治理蒙藏的重要内容。

活佛转世直接关系到地方僧俗势力的政治、经济利益，每位拉萨、日喀则活佛的转世过程，往往会引发权力再分配的激烈斗争，也会造成地方政局的动荡，直接影响着西藏、蒙古地区的安定，这绝不仅仅是藏传佛教内部的事物。

公元1682年，第5世拉萨活佛圆寂后，围绕他的转世就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斗争。

由于活佛的转世与宗教、民族、寺院集团的诸多利益、矛盾交织在一起，而清朝廷难于控制，变相造成了一种被动局面，以至第悉·桑结嘉措匿不发丧15年，先后出现了3位真假6世拉萨活佛的转世怪事。

实际上，活佛转世属实是清朝廷治理西藏历史上的一道难解的政题。

拉穆吹忠就是西藏活佛转世过程中的一位特殊角色，早在康熙49年(公元1710年)3月13日，拉穆吹忠的名字就在清代官方文献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出现过，《议政大臣都统苏努奏书汇报拉藏汉请求为 达赖喇嘛册封》:

“班禅呼图克图奏书内称，确认达赖喇嘛，照前奏令达赖喇嘛坐床……册封达赖喇嘛名号， 请照翊法拉藏汗所奏赐爱，格外施以利裨所有教众之厚恩。……拉藏汗奏书内称虽经圣上洞 鉴，将达赖喇嘛照班禅、拉穆吹中所验仍如前世坐床，暂停册印、嗣后再封……大皇帝册封 后，于勤习经法亦善，相应请即册封则大有益处。”从这条档案可知，拉藏汉与第悉·桑杰嘉措的矛盾斗争中曾上奏过康熙帝，废黜桑杰嘉措确立的第6世拉萨活佛——仓央嘉措，康熙49年(公元1710年)，拉藏汉立意西嘉措为第6世拉萨活佛，曾得到了第5世日喀则活佛与拉穆吹忠的确认，后来由康熙帝批准并给予册封，由此可见拉穆吹忠在拉萨、日喀则活佛的转世问题上的影响由来已久。

乾隆16年 (公元1751年)，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事变后，乾隆帝对世俗贵族的叛乱开始心存戒备，下令改革西藏的政制，废除了郡王独理西藏的政务制度，第7世拉萨活佛正式被朝廷授权掌管西藏的政教大权，建立噶厦政府，管理地方行政事务。在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权结构中拉萨、日喀则等转世活佛占据主要地位，对西藏政局影响至关重要。

乾隆22年(公元1757年）2月，第7世拉萨活佛圆寂。西藏没有了主持政教的领袖，为了尽快解决这个紧要问题，乾隆帝谕令章嘉国师赴藏尽快寻访、确认转世灵童。同时，防止噶伦等人擅权滋事， 赏第穆活佛——呼图克图诺们汗名号，命他如拉萨活佛在日一体掌办喇嘛的事物，开启了西藏摄政制度。在给第穆的谕旨中，乾隆帝特别指出确认第8世转世灵童，要“询明班禅额尔德尼、喇嘛吹中”。乾隆22年(公元1757年)5月初十，《军机处满文上谕档》如下：

敕谕第穆呼图克图:适因达赖喇嘛圆寂，朕念唐古特地方事物极为重要，谕令章嘉呼图克图前往，在达赖喇嘛呼毕勒罕转世之前暂住西藏……达赖喇嘛系统率黄教首领，朕切盼其呼毕 勒罕从速转世，是以特派章嘉呼图克图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之从速转世，询明班禅额尔德尼、 喇嘛吹中，尔及各寺喇嘛办理。

乾隆22年12月，章嘉国师抵达西藏，于乾隆25年返京，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寻访、确认第8世拉萨活佛。乾隆24年(公元1759年)，章嘉国师用满文密奏乾隆，报告了选定转世灵童的详细经过，没有佛教的神秘玄虚，全是章嘉的亲身经历，史料价值极高，见《章嘉呼图克图奏报八世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业经选定折》。 

章嘉的这份满文密奏，完整地记录了寻访确认第8世达赖活佛的全过程，从中可见日喀则活佛与拉穆吹忠在整个事情中的决定性作用。当时，寻访到两位候选人，一位理塘幼子、一位后藏幼子，日喀则活佛与拉穆吹忠意见一致，确认了后藏幼子。章嘉国师十分谨慎，考虑周密，反复询问日喀则活佛、拉穆吹忠，单独询问第穆活佛、拉萨活佛的近侍堪布等有关要员。为了定究竟，章嘉还召集了5大吹忠到布达拉宫当着日喀则活佛与众人，一起降神询问，结果4位吹忠众口一词，同称里塘幼子是转世灵童。这就形成了两种意见，多数人同意里塘幼子，只有日喀则活佛、拉穆吹忠同意后藏幼子。

在这份密奏折中还记载了第穆活佛的实际看法:据第穆呼图克图、达赖喇嘛近身堪布等详密告称，班禅额尔德尼系我等经师，拉穆吹忠亦系大主持，我等虽不置疑，然达赖喇嘛圆寂前，并未提及后藏地方，圆寂时，面东而坐。现哲 蚌等四位吹忠、众口一词，同称里塘幼子系达赖喇嘛呼毕勒罕，现观事态，理应按班禅额尔德尼所言办理。

密奏折中如实记录了章嘉最终确定后藏幼子为转世灵童的理由：小僧窃思，班禅额尔德尼系唐古特之众世代虔供大喇嘛，现世班禅额尔德尼极为聪颖德高，西藏公班智达、噶布伦等要员内信奉者众，拉穆吹忠系名吹忠，其言唐古特人众亦极信服，倘不遵照班禅额尔德尼、拉穆吹忠审视之言确定办理，唐古特要员要起疑心，借故招致事端，亦难意料。现经班禅额尔德尼几次验看，称后藏幼子系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且拉穆吹忠言称，日后倘有哲错可疑之处，我可承担等语。故小僧即与第穆呼图克图密商，根据情形应确定后藏索诺木达尔扎所生幼子为呼毕勒罕等因。

从上述记载可知班禅喇嘛世受藏民虔诚供奉，威望崇高。拉穆吹忠为名吹忠，人众亦极信服，所以在西藏活佛转世之事上，他们的意见一言九鼎，章嘉审时度势最终按他们的意见确认了第8世拉萨活佛转世，并得到了乾隆帝的批准。

正是因为章嘉国师进藏办理确认转世灵童，所以使拉穆吹忠进入乾隆帝的视野，由此建立了与清宫廷的联系，后得到了清朝廷的重视。

乾隆51年，章嘉国师圆寂，为了寻找章嘉的转世呼毕勒罕，乾隆帝派员进藏。乾隆53年(公元1788年)正月初一，由第8世拉萨活佛在日光殿请来拉穆吹忠降神作法，拉萨活佛与两位驻藏大臣、热科尔呼图克图等请拉穆神师指示有关章嘉活佛转世情况，拉穆说出了可信的寻找转世灵童的预言。3世章嘉、6世日喀则活佛深受乾隆帝的敬重，为了寻访3世章嘉，6世日喀则活佛的转世，请拉穆吹忠降神预言确认，也说明乾隆帝在活佛转世问题上对拉穆吹忠的尊重。这是拉穆吹忠与清朝廷建立长期联系的历史原因。乾隆帝对拉穆吹忠的情况，对西藏活佛转世的复杂过程及当中的种种弊端是清楚的，只是欲革之而未有机会也。

自乾隆57年开始，拉穆吹忠与清朝廷的关系就出现了逆转。

乾隆58年2月17日，下旨:“拉穆吹忠非办事职任又无真才干，尚不宜进献丹书克贡物”。从此，废除了拉穆吹忠进贡丹书克的权利，拉穆吹忠与清朝廷的来往就此停止。

乾隆帝在长期的来往中对拉穆吹忠的深入了解，正是金策出台的前提与内在原因之一。金瓶掣签就是这时开始的，但是护法们在西藏仍极受信仰，只是不参与认定呼毕勒罕。之后，乃琼护法、噶东护法（又称神汉）超越了拉穆的地位，成了西藏数一数二的护法。

随着，清朝廷的势力由盛转衰，护法们又在西藏政教大事的决策中扮演起神谕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