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特·钱德拉·达斯，英文Sarat Chandra Das，孟加拉文শরৎচন্দ্র দাশ，是印度的藏学家，也是英属印度政府的间谍。达斯一生最为人熟知的事迹是他受雇于英属印度政府，在2次潜入中国西藏期间，成功获取了关键情报和佛教典籍文献。当时，正值英帝国计划向中国西藏实施侵略的关键时期，英属印度政府不断派遣各种间谍前往中国西藏收集情报。达斯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他的行动象征着这一时期英帝国策划间谍入侵西藏活动的顶峰和终结。

1849年，达斯出生在东孟加拉邦吉大港（今孟加拉）的中产阶级家庭。他在孟加拉管辖区学院（今加尔各答管辖区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作为一名敏锐而勤奋的学生，他很快就引起了老师们的注意，甚至在获得学位之前就被任命为大吉岭布提亚寄宿学校的校长。

1874年，大吉岭布提亚寄宿学校（Bhutia Boarding School）刚刚成立，旨在向学生教授英语和科学等基础学科，尤其注重制图测量的技能。大吉岭也是一个新建的山区小镇，四周环绕着青翠的群山和高耸入云的雄伟的干城章嘉峰。来自恒河平原的年轻达斯被这样的美景所吸引，他探索了城镇周围的山丘，并前往了邻国锡金王国进行旅行。

然而，达斯的命运却在另一个地方，横跨常年覆盖积雪的北方山脉，就在世界屋脊上的神秘土地。在他阅读了2位英国人于18~19世纪初游记中国西藏的书后，这本书由大吉岭副专员借给他的，达斯感到了“强烈的愿望去访问西藏并探索它未知的领域” 。

当时，中国西藏面临着沙俄帝国和英帝国的威胁，英帝国对沙俄帝国的企图感到不安。对于这个作为缓冲地区的中国西藏进行全面了解——几乎不为外界所知且土地面积比英国大十倍——对于他们来说，深入了解次大陆的地缘政治现实至关重要。然而，西藏一直对除了内地以外的外来者保持警惕，严峻的山脉和居住在边境的敌对部落几乎将西藏与外界隔绝。这也加深了它神秘的魅力。

自19世纪初以来，沙俄帝国和英帝国等外国势力在亚洲地区挑起纷争，也导致西藏紧紧关闭对外界的大门。对于来自平原的印度人，更不用说白皮肤的西方人了，进入这个茫茫雪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自古以来，中国西藏和印度之间一直沿着高山路线进行贸易。这种贸易被西藏人和边境地区的山地部落所垄断。唯一有权利使用这些路线的人就是佛教僧侣，这一传统已经延续了数个世纪。

英帝国开始利用了这个漏洞。他们秘密派遣间谍潜入西藏，沿途假扮成佛教僧侣执行任务。这些间谍被称为“专家”（Pundits）。在沙俄帝国和英帝国在中亚高棋盘上所谓的大博弈中扮演的角色中，这些人是从山区招募而来的棋子。他们接受了土地测量的基本训练，并将特制的仪器藏匿在行李中以躲避边境守卫的检查。

他们把六分仪和经纬仪藏匿在行李箱中的隔层中，指南针装在行走杖上，纸张和测高仪塞在镂空的转经筒中，念珠上有100颗珠子，而不是佛教传统的108颗珠子，他们通过计算步数来测量距离，并绘制了西藏境内的大片区域。其中的一些“专家”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勇气，一些人已经死亡或被杀，其中一位纳恩·辛格（Nain Singh），他勘察了从拉达克到西藏的贸易路线，确定了拉萨在西藏的位置和海拔高度，并勘察了大段雅鲁藏布江。他跋涉了“1580英里，既三百一十六万步，每一步都得到了计数”，于1877年获得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颁发的金质奖章。

然而，这些间谍缺乏收集深入了解土地、特别是人民和文化的形式教育，而这才是英属印度政府所渴望获得的情报。作为一个接受英语教育的年轻人，受过土木工程训练的达斯非常适合这份工作。他对西藏的“强烈渴望”得到了高层官僚的热切认可。

在大吉岭为山区男孩修建寄宿学校，并任命一位年轻的孟加拉工程师担任校长，显然是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新学校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关注。它得到了公共教育总监、达斯的导师——阿尔弗雷德·克罗夫特爵士 (Sir Alfred Croft) 的赞助，甚至得到了英属印度总督的参观访问。
1878年，喇嘛乌金嘉措为达斯取得了一本前往扎什伦布寺的护照。

乌金嘉措（Ugyen Gyatso）是布提亚寄宿学校的助理老师。他是来自锡金贝玛央孜寺（Pemayangtse monastery）的僧人。正是乌金嘉措从扎什伦布寺为达斯取得了一本护照，并陪同他前往西藏。为了执行这项秘密的任务，达斯的工资从每月150卢比提高到300卢比。当时，他已经结婚。在出发前，达斯告诉妻子他要去日喀则几天去办理一些官方业务。当然，他的妻子不知道日喀则在哪里，也不知道这个“业务”的性质；妻子也不知道如果她的丈夫没有从任务中返回，政府已经为她规定了100卢比的养老金。

1879年6月，达斯与伍金嘉措从大吉岭前往日喀则，逗留了6个月。他们会见了日喀则活佛，但未前往拉萨。在此期间，他们秘密绘制了西藏沿途的地形和道路状况，并成功获取了一些关于西藏社会人文的情报。此外，他们还窃取了很多珍贵的藏文和梵文的佛教典籍。

1880年，达斯在大吉岭研究从西藏窃取的佛教文献资料。这些文献成为他研究藏学的重要参考资料。在随后的研究中，达斯发表了很多关于藏族语言文字、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论著，其中引用了当时外界非常罕见的藏文资料，因此受到海外藏学家及学者的高度关注。

1881年11月，达斯与乌金嘉措第2次前往中国西藏，逗留了14个月。他们考察了雅垄河谷，并成功抵达拉萨。在拉萨，他们潜入布达拉宫，混进朝圣队伍，假装朝拜第13世拉萨活佛：“一个八岁的小孩子，有着光亮白皙的皮肤，面颊红扑扑的”。同时从汉、藏和沙俄三方获取了很多有用的情报消息。

1883年1月，达斯返回印度。

1885年，英属印度政府考虑派一个使团到西藏，达斯陪同使团前往中国北京，以获取中国政府的同意。在北京逗留数月后，英属印度政府对达斯为使团的服务给予了高度评价，返回印度后授予他Rao Bahadur的称号。

1887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因达斯在地理研究上的贡献为他颁发了奖章，使他在喜马拉雅探险界声名鹊起。

1902年，达斯出版了《Jour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中文名《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书中的大部分资料是他第2次西藏之旅期间纪录的笔记，他利用这些笔记内容准备了2份报告，分别提交给情报和测量部门。在19世纪末之前，这些资料都具有保密性质。

在达斯之前，其他英国旅行者也曾写过他们的西藏之旅经历，尤其是东印度公司军官乔治·博格尔、探险家托马斯·曼宁和植物学家约瑟夫·道尔顿·胡克。达斯仔细阅读了他们的作品后，也或多或少的沿着胡克在1849年从锡金和尼泊尔入藏的路线行走。但这只是《拉萨之行》中的一小部分。从一页到下一页，读者能感受到作者对所见所闻的求知精神和着迷——从建筑细节到烹饪方面，从一夫多妻的习俗到喝酥油茶的礼仪，从村庄生活的节奏到宗教的政治。而且，书中还展示了西藏的壮丽景色、丰富多样的动物世界，以及西藏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多样样性。

1903年，荣赫鹏率领英国远征军第二次侵略西藏。西藏就像一个被撬开的牡蛎，成千上万的藏人用简陋的武器捍卫他们的土地。在这场战争中，很多藏人被杀害，寺院被毁，寺院财产被洗劫一空。

第4世生钦活佛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人。他对西方科学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并通过达斯获得了一些西方科学，包括天花疫苗、照相机、幻灯片机，甚至一台完整的平版印刷机。当达斯在寺院的图书馆学习佛教文献时，生钦活佛也跟随他学习算术和英语，他甚至开始用藏文撰写摄影手册。

达斯被西藏人视为是来自佛陀的家乡——印度，带来新知识和智慧的学者之一。而另一方面，达斯则将西藏视为一个干燥的宝库，蕴藏着无价的古代文献和信仰体系，而这些在印度已经被狂热分子和热带气候所摧毁了。这种迷恋和尊重是相互的。

达斯用两匹牦牛载满稀有的佛教书籍和手稿返回，成功地完成了这项秘密任务。

接着，随之而来的就是黑暗的后果。

达斯在返回印度后不久，他的间谍身份在西藏曝光后，那些曾在西藏帮助过他的人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他们被逮捕、残酷处死、丢进地牢、没收财产，或者被流放等。第4世生钦活佛更是被公开处刑，被活活投入雅鲁藏布江，禁止生钦转世传承，没收寺院财产、遣散僧众，帕拉家族也受到了波及。这样的残酷行径已经深植于西藏文化中，达斯在西藏逗留期间曾亲眼目睹了这一点。在他的书中，他描述了在日喀则街头乞讨的小偷——他们被铐上手铐，身体残缺不全，甚至眼睛被挖出。这也揭示了封闭的神权社会的阴暗一面。

在英国第2次侵略西藏的战争中，英国远征军释放了一些幸存且仍被关押的囚犯，他们曾与达斯交友。随着他们的释放，这场所谓的大博弈也就宣告结束，为19世纪大部分时间从事间谍活动的时代划上了句号。一夜之间，像达斯这样的人变得多余、被遗忘，并成为过去的产物。

达斯在大吉岭度过了余生。他将自己的家命名为拉萨别墅（Lhasa Villa），并接待了很多当时的知名人物，比如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河口慧海（Ekai Kawaguchi）、海伦娜·布拉瓦茨基（Helena Blavatsky）和亨利·斯太尔·奥尔科特（Henry Steel Olcott）。在此期间，他撰写了精神和学术小册子，编纂了1千页的《藏英词典》。直至1985年，张怡荪主编的《藏汉大辞典》问世后，达斯编纂的词典在藏文领域的主导地位才逐渐结束。然而，受限于历史局限性，达斯的词典仍存在一些观点和技术性的错误。

至今，可以在鲁德亚德·吉卜林著名的小说《Kim》中找到达斯的身影。

在达斯生命的晚期，他变得愤怒不平，自传中叙述了自己受到英帝国不公正对待的经历，并引用了哈菲兹（Hafez）诗歌中的坚忍诗句。他甚至因养老金等相关问题起诉了印度政府，并在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喉舌——《现代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自传简介。

1916年，达斯与河口慧海一起访问了日本。

1917年，达斯去世。他生前热衷于佛教，撰写了大量关于佛教和心灵启示的著作，同时成立了佛经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