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字希逋、齐奘，1911年~2009年（生卒年），是我国著名的印度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古文字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和作家。他曾在北京大学和北平辅仁大学任教。

季羡林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政府的表彰。他精通汉语、梵语、阿拉伯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巴利语、吐火罗语等多种语言，并且翻译了很多重要著作。

1911年8月6日，季羡林出生于山东临清，之后就读于三河街小学。

1923年，季羡林考入济南正谊中学。

1929年~1930年，季羡林在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接受教育。在此期间，他与彭德华结婚，并育有一儿一女。

1930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西洋系专业，师从吴宓和叶公超，学习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他选修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以及朱自清的陶渊明诗。在主修课程中，他着重研究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等西方文学大师的作品。

1934年，季羡林获得了清华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不久之后，他担任了山东省立济南高级中学（原山东省立高级中学）的语文教师一职。

1935年，季羡林被德国哥廷根大学录取。

1936年，季羡林跟随印度学和梵语学家恩斯特·瓦尔德施米特，专攻梵文、巴利文和佛学。在此期间，他结识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人。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这段经历使他深刻地体验到了战争的影响。

1937年，季羡林开始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一职。

1941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季羡林就跟随艾密尔·西克学习吐火罗语。

1946年，季羡林回国后，凭借陈演恪先生的推荐，他加入了北京大学，担任东方语言系主任，并成为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从此，他开始了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古印度语言和文化学者之一的漫长职业生涯。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季羡林发现了很多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包括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文化交流与变迁等。他的研究揭示了诸如中国造纸术和丝绸制造技术等的传播轨迹，这些技术都是从中国传播到印度的历史过程。这些发现为后世对古代文明交流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线索和文化视角。

1948年，季羡林在北京大学创办了东方语言文学系，得到了金克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由季羡林出任系主任，金克木出任系教授，他们共同开创了中国东方学领域的先河。在接下来的3年里，季先生发表了四十篇文章和十三篇学术论文，为东方学领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季羡林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包括参加教授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并担任北京大学工会主席。

1954年，中国史学会公布了第一届理事会名单，其中郭沫若担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担任副主席，季羡林出任理事。

1956年，季羡林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随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一名党员。

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季羡林曾参与批斗右派。

1960年，季羡林与金克木共同开设了梵文与巴利文课程。然而，随后，季羡林受到历史洪流的冲击。在这段时期，他秘密将梵文《罗摩衍那》翻译成中文，并保留了它诗意形式。

1964年，在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季羡林与部分教职员工、学生一起反对北大校长陆平。

1965年秋，季羡林在京郊南口村担任村社教队副队长，分管整党工作。

1966年，文革初期，季羡林属于逍遥派。

1967年夏秋之交，季羡林加入以周培源等为首的北大造反派组织的井冈山兵团，反对聂元梓新北大公社，随后，季羡林被推选为东语系勤务员。

11月30日夜，季羡林被抄家，在家中找到了反革命的证据，随即，季羡林被打倒。很快，他就受到了造反派两派审讯，心生自杀的念头，很快又被抓去批斗。

1968年春，季羡林在北大劳动改造。

5月4日，季羡林在煤厂大批斗。

5月5日，季羡林与100多个黑帮分子被拉往十三陵附近的北大分校劳动改造，不久后，他被关入牛棚。

1969年春节前，半解放，季羡林回家。

同年，季羡林在延庆新华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70年春节，季羡林返回学校，担任门房的工作。

1973年~1977年，季羡林完成了对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工作。

1978年，季羡林继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随后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同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此外，他还担任了多个专业组织的主席，包括中国外国文学协会、中国南亚协会和中国语言学会。在此期间，季先生出版了十一部学术著作，发表了超过两百多篇论文，涉及中国文化研究、比较文学、梵文等十多个学术领域。 

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据季羡林的学生张曼菱在《季羡林——追念与思考》一文中披露，季羡林曾两次坐在三轮车上，高扬“一级教授季羡林”的白幅，前往天安门探望学生。

1998年，季羡林发表了对1974年在焉耆发现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残页的翻译和分析。此外，他还涉足其他领域的著作，包括《印度简史》和《中国蔗糖史》等。他的文集共有二十四卷，内容涵盖了古印度语言、中印文化关系、佛教、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散文以及文学作品翻译等多个领域。

1999年，受圣严法师的邀请，季羡林前往中国台湾，并在那里祭拜了胡适的墓园。他还撰写了《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

2002年夏天，季羡林入住北京301医院。尽管季先生的健康状况和视力不断恶化，但他仍然坚持工作。

2004年9月，在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五位发起人领衔，共有七十二名文化人士联合签署了《甲申文化宣言》，并在会后进行了发布。《宣言》强调了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文化多样性共存的必要性，并呼吁实现平等的文化交流权利。

2005年8月6日，恰逢季羡林94岁生日之际，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北京举行揭牌仪式，正式成立了季羡林研究院，旨在专门研究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

2006年，季羡林因在翻译领域的杰出贡献而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终身成就奖。在接受奖时，他表示：“我们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五千年的历史中保持连续和丰富，与翻译密切相关。来自其他文化的翻译为我们的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2008年1月26日，印度政府宣布授予季羡林先生印度公民荣誉奖——莲花奖（莲花装勋章）。莲花奖是印度政府授予在科学、文艺、艺术和学术方面取得卓越成就者的最高荣誉，也是首次授予给中国人。

6月6日，时任印度外交部长普拉纳布·慕克吉亲自向季羡林先生颁发莲花奖（莲花装勋章）。

2009年7月11日上午8时50分左右，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不幸去世。据他的儿子（季承）称，季羡林因突发心脏病导致昏迷，经过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只有通过取长补短，人类才能不断进步。最终的目的是实现一种大同”。

季先生的哲学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部分：中国、印度、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以及西方文化（包括欧美文化）。他主张加强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以使两种文化都得到复兴。自1995年开始，他积极参与基于相同意识形态的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这与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主导地位的欧洲中心主义不同。他认为“中华文明的河流时起时落，但从未干涸，因为总有新鲜的水源流入其中。在历史上，它曾多次受到新鲜水源的注入，其中最大的两股流量来自印度和西方，它们的成功都归功于翻译。正是翻译保存了中华文明的永恒青春。翻译功不可没！”

季先生的外表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学者，更像是农民或工人。他常穿着漂白的卡其西装和布鞋，背着一个旧皮书包。他以平等对待各行各业的人而闻名。对于他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工作，他尽力避免任何可能分散他工作时间的干扰。然而，为了保持健康，他也十分重视锻炼身体。据报道，他每天清晨4:30起床，5:00吃早餐，然后开始写作。他曾经表示，这样早起工作对他来说是必要的。

季羡林经常被认为在追求学术真理方面无所畏惧。这种勇气不仅表现在他当时敢于翻译《罗摩衍那》，还表现在他撰写的《献给胡适的几句话》一文中。尽管胡适在当时声名狼藉，大多数学者都回避他的作品，但季先生认为学术进步需要承认胡适的错误，同时也需要承认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季先生的文章足以让许多学者信服，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和胡适作用的重新评价。 作为一位爱国人士，季先生曾说过：“即使我化为灰烬，我对中国的热爱永不改变”。他的道德观、品格和个性备受赞誉。

2001年7月6日，季羡林将他珍藏的文物，包括各种书籍、手稿、照片和字画等，捐献给了北京大学，并亲笔签署了捐赠协议。

2008年，季羡林手写声明：“称已捐献给北大120万。原来保存在北大图书馆的书籍文物只是保存而已，我从来没有说过全部捐赠”。接着，他又写道：“全权委托我的儿子季承全权处理有关我的一切事务”。

2012年6月，季承起诉北京大学，要求北大返还于2009年1月13日被清点保管的季羡林文物和字画，共计577件。

2016年8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捐赠协议已经生效，属于公益捐赠，即便是季羡林先生本人也无权收回。

2017年3月6日，季承不服判决，再次将北大告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