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嘛达瓦桑珠，英文Lama Dawa Samdup，全称为Kazi Dawa Samdup，1868年~1922年（生卒年），他以将藏传佛教最重要著作《Bardo Thodol》翻译为英文而著名于世。自1910年起，达瓦在英属印度和中国西藏的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868年6月17日，达瓦出生在锡金王室的祖先扎西氏族的尚果尼玛巴觉家族。在他的母亲去世后，他的父亲再婚，并育有了3儿2女。

1872年，达瓦开始跟随祖父学习藏文字母。

1874年3月，达瓦入读大吉岭的寄宿学校，在那里，他的聪颖引起了校长钱德拉·达斯的极大关注。在校期间，他还随来自贝玛央孜寺的僧人乌金嘉措学习藏语。毕业后，达瓦进入大吉岭政府高中。由于他的家族与锡金王室有联系，使他与贝玛央孜寺的大吉岭分寺有了密切的联系。通过学习，达瓦精通了英语、藏语和梵语。据说，他在学术生涯中因英语水平而获得了一枚银质奖章。

完成学业后，达瓦在英属印度拉杰沙希专区担任首席翻译，并被派往当时隶属于不丹的Buxaduar（今Buxa Fort）地区。在那里，达瓦遇到了他的根本上师，来自普纳卡的竹巴噶举派上师Lopen Tshampa Norbu。Tshampa Norbu具有广博的知识，严格遵循苦行僧的生活方式。达瓦在上师那里接受了灌顶和教法，对他未来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甚至考虑出家为僧。然而，考虑到父亲年事已高，不愿意看到儿子过苦行僧的生活，达瓦遵从了父亲的建议，选择了结婚生子。

1893年，当达瓦即将离开不丹时，Lopen Tshampa Norbu赠送他《The Epitome of the Great Symbol》的灌顶和注释。

在父亲去世后，达瓦还负责照顾继母以及3个弟弟和2个妹妹。

多年后，达瓦向亚历山德拉坦白，尽管他对僧人表示钦佩，但那样的苦修生活并不适合他。达瓦喜欢喝发酵饮料，很难改掉这个习惯。饮料中的酒精含量使他的脾气更加的暴躁。亚历山德拉在《Magic and mystery in tibet》中提到，她曾试图说服达瓦戒掉发酵饮料，但遭到拒绝。

1905年，达瓦陪同锡金却嘉·图多南嘉前往加尔各答，拜访威尔士亲王及王妃。

1906年，锡金却嘉·图多南嘉正在为布提亚的男童寄宿学校寻找一位能够同时教授藏语和英语的校长。随后，锡东祖古南嘉推荐达瓦担任这个职位。

在达瓦将要搬到甘托克担任布提亚寄宿学校校长时，他不慎将《The Epitome of the Great Symbol》弄丢了。除了担任学校校长外，达瓦还负责为锡金却嘉编译《Sikkim Gazette》。

1910年，达瓦被借调给查尔斯·贝尔，在第13世拉萨活佛访问印度期间，达瓦担任了口译和笔译。

1911年12月，达瓦陪同锡金却嘉前往印度参加乔治五世的德里杜尔巴加冕典礼。由于他精通英语和藏语，经常会在重要场合担任相关的职务。

1912年，锡东祖古南嘉将亚历山德拉托付给达瓦，让他担任的向导和藏语的翻译。

4月15日，达瓦陪同亚历山德拉前往噶伦堡，并与第13世拉萨活佛会面。当时，他们还在会客室内见到了来自日本的河口慧海。

虽然大多数认识达瓦的人都对他的语言能力或佛教知识称赞不已，但亚历山德拉在达瓦担任向导期间，有更多的时间与达瓦相处，她在《Magic and mystery in tibet》中对达瓦的性格进行了最直接的描绘。她称，达瓦非常崇拜他的根本上师，并被神秘主义和超自然力量所吸引。然而，这种热情经常被谋生的需要所打断。

据参观过布提亚寄宿学校的亚尼山德拉回忆，达瓦有着独特的管理学校的方式。他经常缺席一个月去处理其他事情，然后把学校托付给其他老师管理。当他不在的时候，学生们经常在树林里玩耍，忽略了学习。但当达瓦返回学校时，学校的纪律才得以恢复。在经过几天的管理寄宿学校和管教学生后，达瓦再次离开了他的学生。

1914年，在签署《西姆拉条约》时，达瓦再次担任查尔斯·贝尔的口译和笔译。

1916年2月，达瓦前往Buxaduar拜访了自己的上师，请求允许并协助他与约翰·伍德罗夫爵士一起翻译《Demchog Tantra》。期间，达瓦获得翻译《The Epitome of the Great Symbol》和其他类似瑜伽著作的许可。他的上师得知达瓦弄丢文本后，在临别前再次送了他一本。遗憾的是，这本也弄丢了。后来，达瓦从他上师的另一位弟子那里借来了文本来翻译。最终，文本出版为《Tibetan Yoga and Secret Doctrines》。

1919年，达瓦和约翰出版了《Shrichakrasambhara Tantra》（Dem Chog Tantra），这本书不包含《 Cakrasamvara Tantra》，而是《Chakrasamvara sadhana》的翻译。达瓦除了翻译佛教文献外，还为孟加拉亚洲协会撰写短文。 

同年，埃文斯·温茨来到大吉岭，他与英国军官W.L Campbell少校见面，随后，W.L Campbell少校赠送他一本《Bardo Thodol》。这是一部由14世纪宁玛派伏藏师噶玛林巴发掘的伏藏文本。

当时，埃文斯·温茨听说过达瓦的事迹，并决定与他在甘托克见面。由于他们彼此对藏传佛教和《Bardo Thodol》都有共同的兴趣，很快两人就建立了友谊。

亚尼山德拉在《Magic and mystery in tibet》中描述，达瓦至少从1912年起就对死亡主题产生了兴趣。

埃文斯·温茨提出与达瓦在合作期间进行编辑并承担出版和翻译的费用。在他们会面的2个月里，他们每天早上都在翻译《Bardo Thodol》。然而，2个月过后，他们都因个人事务而耽搁了翻译工作，当中埃文斯·温茨去了Swami Satyananda进行闭关修行。当埃文斯·温茨再次拜访达瓦时，他已经担任了加尔各答大学的藏语教授。

1920年，时任加尔各答大学副校长的阿舒托什·慕克吉爵士（Ashutosh Mukherjee）任命达瓦为加尔各答大学的藏语系教授。达瓦在任职期间编撰、出版了《An English-Tibetan Dictionary》，词典中包含一些锡金语和宗喀语的单词，这部词典至今仍然是独一无二的。

1922年3月22日，达瓦在加尔各答去世，享年54岁。由于他无法适应加尔各答炎热潮湿的气候，使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他留下了妻子和儿女。

达瓦是一位先驱者，通过他的努力，藏传佛教教义的秘密首次被西方国家解开。他是最早将藏传佛教经典翻译为英文的翻译者之一，也是将藏传佛教传入西方国家的先驱者。他的一生中，曾担任过却嘉、僧人、政治家和探险家的翻译。他与这些知名人士的接触对他的可信度及吸引愿意帮助编辑和出版他的译本的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西藏度亡经》自首次出版以来已经多次重印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这充分说明他的作品在很多西方人士的心中埋下了对藏传佛教感兴趣的种子。尽管他去世时只有54岁，但他的文化遗产仍然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延续。

达瓦不仅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擅长水彩和油画，并留下了一些自画像和宗教画作。

达瓦一生都热衷于在西藏以外地区传播佛教的教义。他利用自己的语言技能翻译了很多重要的佛教文献，但他的工作并不是没有挑战。虽然达瓦有能力翻译复杂的佛教典籍，但译本需要编辑，而且出版这些典籍的费用非常昂贵。然而，在他与埃文斯·温茨、约翰·伍德罗夫爵士等对佛教也具有浓厚的兴趣的西方人士合作的情况下，最终克服了这些挑战。

1927年，在达瓦去世5年后，牛津大学出版了《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又称《西藏度亡经》，并获得成功。《西藏度亡经》被认为是第一部可靠的藏传佛教经典的译本。截止到1950年，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进一步得到了科学界的认可。卡尔·荣格还为第2版的《西藏度亡经》写了前言，他承认《西藏度亡经》给了他工作的灵感。

达瓦最出名的是他对藏文文本的开创性翻译，这些文本后来由埃文斯·温茨编辑和出版。达瓦希望向全世界，特别是英语地区传播藏传佛教。这需要将大量晦涩难懂的佛教和密宗经典翻译为英文，并需要支付巨额的出版费用，这也是他无法承担的。当埃文斯·温茨来到甘托克看望他的时候，（埃文斯·温茨）承担了编辑和出版的费用。达瓦着手将难懂的藏文文本翻译为英文，以确保内容足够简单，让普通人都能够理解。

之后，埃文斯·温茨继续出版了达瓦翻译的另外三本书，分别为：1928年《Tibet’s Great Yogi Milarepa》、1935年《Tibetan Yoga and Secret Doctrines》和1954年《The Tibetan Book of the Great Liberation》。在《Tibetan Yoga and Secret Doctrines》中，埃文斯·温茨将达瓦称为自己的老师，并表示他们的目标是纪录这一系列精心翻译的文本和口授的传统和教义，而这些在当时的西方国家几乎是未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