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字季庚，1922年~2018年（生卒年），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考古系首任系主任。

宿白先生长年从事历史考古学的教学研究，他在宗教考古、建筑考古、印刷考古和版本学等领域都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他尤其精通汉唐考古、宋元考古和佛教考古，被誉为中国考古学泰斗、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

1922年8月3日，宿白出生在辽宁沈阳。

1928年，宿白开始入读小学。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宿白正在读小学四年级。在中学时代，他开始对中国的地理和历史产生兴趣，这与当时的东北教育有关。日本人在伪满洲推行的教育体系中，在历史和地理课只介绍了东北，而不介绍中国的整体历史和地理，这让他对中国整体的历史和地理产生了好奇心。

1939年，宿白考上了日伪时期的北京大学。

1940年，宿白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历史学。当时，他并不了解“沦陷区”与“后方”的区别，对于能在大学里学习历史感到很满意，并没有前往后方。虽然战事纷扰，但当时的北京大学，仍有一些有名的老师。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关门后，一些有名的老师也转入北京大学教书。

1941年，宿白利用假期与同学前往山西大同，参观了云冈石窟。云冈大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他从事的佛教考古研究就始于云冈石窟。

1944年，宿白本科毕业，留校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工作。

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西南联大结束，北京大学复员，汪精卫政权的北京大学解散，使得宿白没有了去处。随后，冯承钧询问宿白是否愿意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工作，他回答愿意；冯承钧就写信将他推荐给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毛子水。

1946年，宿白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接着，北京大学恢复了文科研究所，担任考古组主任的向达需要人手，便向冯承钧询问。冯承钧再次推荐了宿白。而宿白已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了一段时间，毛子水和向达商量后，决定让宿白上午在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工作，下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随后，他在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担任助教。

1947年，宿白开始在文科研究所兼读考古研究生。

1948年，宿白研究生肄业。在文科研究所期间，他到历史系听冯承钧讲授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还听中文系孙作云讲述中国古代神话，听中文系容庚教授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在哲学系听汤用彤开设的佛教史、魏晋玄学课程。此外，他还学了版本目录学。

研究生阶段修读的课程影响了宿白后来的职业规划，中文、哲学系的课程对他将来的研究也有不少的帮助。

1950年，宿白升任文科研究所考古学研究室的讲师。

1950年~1954年，宿白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编目员。他在整理善本书籍时，在缪全孙抄录的《永乐大典》残本中发现了当时不为人知的文献、《顺天府志》引自元末《析津志》和《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

1952年11月，由于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取消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划入历史系，历史系新增设考古专业，宿白就由古器物整理室改属历史系考古专业。

1956年，宿白升任为副教授，随后，担任了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副主任。

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考古专业后，宿白与郭宝钧、苏秉琦一起合开中国历史考古课程，讲授隋唐考古课，他与阎文儒一起承担中国美术史课，并与夏鼐、吕遵谔、皱衡一起讲述考古学通论。此外，宿白也带领学生实习。他还参加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教学与管理。

不久，宿白也受到了历史的波及。随后，他获准前往法国、日本参观博物馆，访问伊朗，编写讲义，并开课教书。

1976年后，北京大学的教学秩序得到了恢复，宿白主讲隋唐考古和古代建筑课程。

1979年5月，宿白晋升为教授。

1982年春天，宿白前往美国，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术史系做了7个月的客座教授，教授《中国佛教考古》。

1983年7月11日，北京大学决定以历史系考古专业为基础成立考古系，宿白就任考古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之后，文化部聘请他为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

1984年，宿白经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推荐维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宿白担任了北京大学考古系第一至第四届的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请宿白担任第2、3届历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后，宿白担任第1、2届常务理事，第3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第4、5、6届名誉理事长。

1986年，宿白与严文明一起开设了中国考古学课程。

1957年~1990年，宿白一直负责主持考古专业（后来的考古系）学生的石窟寺实习，带领并指导学生测绘、记录、研究了云冈石窟、响堂山石窟、敦煌石窟、龙门石窟、须弥山石窟、克孜尔石窟和栖霞山石窟等石窟寺，指导学生对西安、洛阳、武汉的隋唐墓葬群资料进行整理，指导学生研究唐宋城市遗址与宋元瓷窑遗址。

1992年，宿白退休。但他仍然坚持为研究生讲授课程和带领学生田野实习。

2001年，年近八旬的宿白先生新开设了——汉唐宋元考古课，主讲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

2004年，宿白因身体原因便不再授课。

自1962年至2002年，宿白先生共指导了25名硕士、博士。徐苹芳、马世长、樊锦诗、杭侃、张忠培、安家瑶等考古学家都是他的学生。宿白先生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是出了名的”。

据考古学家安家瑶回忆，“她跟随老师宿白先生到石窟寺调查时，老师要求学生每天画图、记录，并亲自批改学生的记录，就连字迹潦草都要指出”。

2006年，在敦煌工作了40多年的樊锦诗将自己多年撰写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第1卷初稿，投递给宿白先生审阅。宿白先生对初稿并不满意，樊锦诗对书稿进行了数次的修改，最终才得到了宿白先生的肯定，于2011年出版了书稿。

安家瑶回忆：“宿白先生“就像一个家长”，不仅亲自指导学生做学术，还要求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遵守规范。宿白带领学生在外实习，与学生一起打饭，从不开小灶。有人提议邀请考古队吃饭，他也很少答应，因为他认为考古不是请客吃饭、拉关系。他严格遵守发掘地的规定，曾有1位日本留学生跟随宿白先生到敦煌实习，当时研究所的食堂和宿舍并不向外国人开放，这名留学生只能住在敦煌县城，吃饭需要自行解决，宿白本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为这名留学生开特例，但是他认为应该遵守规定”。

杭侃回忆，“生活中的宿白先生是一位非常谦和的人”。

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评价宿白先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中国大学考古学科教育的开山鼻祖”、“中国考古学的杰出教育家”，认为宿白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主要创办者，参与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教学和管理。

自1950年起，在中国从事考古、文物、博物馆、大学考古教学的绝大多数专业人员都是宿白先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学生。

1950年，宿白曾参加文化部组织的雁北文物勘察团、东北考古发掘团。

1951年，宿白主持发掘了白沙宋墓。之后，他还参加调查了敦煌石窟。

1951年~1952年，宿白前往河南禹县白沙镇参加拟建水库库区遗址墓葬发掘，并主持了3座宋墓的发掘。

1954年，宿白完成了发掘报告《白沙宋墓》的撰写，于1957年出版。白沙宋墓是北宋末年的墓葬，墓主人是赵大翁及家人。

白沙宋墓采用了当时流行于中国北方、中原地区的仿木建筑砖雕壁画墓形式，而且是这类墓葬群中保存最完好、结构最复杂、内容最丰富的墓葬。虽然，没有先例可循，但《白沙宋墓》还是严格地区分了报告主题和著者研究，在报告正文外把著者的研究和考证作为注释加入到书中。这些注释经受了数十年的考古新材料的检验，而注释中的考证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注释中的考证还开了唐宋堪舆术（风水学）的先河。徐苹芳认为《白沙宋墓》体现了宿白先生的教学风格，既结合了微观与宏观，也结合了实物与文献。

1958年，宿白主持了河北邯郸涧沟、齐村龙山商周遗址的发掘工作。

1959年，宿白作为文化部西藏文物调查工作组主要成员之一入藏考察。

1959年6月至11月，宿白一行人从藏北入藏，途径藏北、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遍及了西藏的大部分地区，行程几万里，历时近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了专车和寺院的钥匙，带工作组到他们想要考察的寺院，工作效率非常的高。工作组人手一部照相机，调查除了拍照外，宿白还用文字记录，期间绘制了大量建筑的平面和立面的草图。

自1920年起，日本学者就开始研究云冈石窟，京都大学的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分别在1938年至1945年期间，完成了16卷32册的《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这也代表了日本学者研究云冈石窟的最高水平。宿白利用文献和考古研究成果，提出了云冈石窟分期的新观点，先后在《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考古学报》上发表文章。而宿白的新观点，对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之前的分期结论提出了挑战。

1980年~1981年，长广敏雄多次发表文章进行反驳，宿白也撰文回应。

1988年，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邀请宿白先生再次探访西藏，他继续了第2次入藏考察。在十几天的行程中，宿白发现上次入藏时考察的很多建筑都已经被毁。他将2次的入藏考察的资料进行了整理。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宿白先生在年近古稀的年纪，大量查阅、参考汉、藏文和外文资料，共耗时8年。

1990年，长广敏雄撰写《中国石窟》时，在书中的注释里承认了宿白对分期的观点在文献学上是准确、符合逻辑的。

从云冈石窟开始，宿白开始测绘、记录、研究了中国境内的主要石窟寺，还研究了佛教寺院和佛塔，著作有《敦煌七讲》、《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等。

1996年，宿白先生完成了30万字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在书中，宿白先生对西藏54处藏传佛教寺院的89座建筑群进行了考古学研究，提出了藏传佛教寺院五期六段的分期观点，并阐述了各时期演变的社会意义。书中的草图、照片为重修藏传佛教寺院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书中还包含了明末之前甘肃、青海、内蒙古三地和元代大都、杭州两地的藏传佛教遗址的资料。这本书被誉为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

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研究方面，宿白用类型方法全面研究了它的分类分区，为这一时代的葬制、社会等级、社会生活演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结合文献系统研究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城址布局及类型，系统地论述了魏晋南北朝、隋唐都城格局的演化发展。他还研究了传统的唐宋雕版印刷，领域涵盖了古籍版本和雕版印刷手工业，论文收入在《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一书中。

2009年，宿白得知云南德钦古水水电站即将开工，因此可能会淹没西藏芒康盐井盐田，他随即向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写信，希望保护芒康盐井盐田，并在信中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后来，单霁翔亲自带领工作组实地考察，并征求当地文物工作者和藏族居民的意见，最终将芒康盐井盐田纳入保护计划，使它得到了保护。

2010年，宿白将自己收藏的所有藏书都捐赠给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特别为此设立了宿白赠书室。宿白先生的藏书主要是文史、考古书籍，其中包括线状古籍、拓片等珍贵文献，总数超过11600多册。

2013年，宿白荣获北京大学第3届蔡元培奖。

2016年，宿白荣获首届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

2018年2月1日上午，宿白弟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宿白在当日早晨6点5分在北京大学第3医院去世，享年96岁。

宿白的著作《中国石窟寺研究》获得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并且是获奖成果中唯一的个人专著。这本书还获得了北京市第5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岛田著作奖。他的专著《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获得第5届国家图书奖、第3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藏传佛教寺院考古》获得北京市第6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他出版的著作，还包括《丝绸之路——汉唐织物》、《中国考古学之五：三国——宋元考古》等，主编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魏晋至宋元明部分及《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期间，他还发表了超过一百篇的中文、英文和日文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