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达·贝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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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达·贝荻,英文Freda Bedi、Frida Bedi,原名弗雷达·玛丽·霍尔斯顿,英文Freda Marie Houlston,法名为格隆玛·噶玛·肯邱·帕嫫,英文Gelongma Karma Kechog Palmo,经常被称为帕嫫修女(Sister Palmo),1911年~1977年(生卒年)。在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她因支持印度民族主义而被监禁,后来成为第一位在藏传佛教中获得正式受戒的西方女性。

1911年2月5日,斐达出生在英格兰德比的蒙克街,她父亲的珠宝和手表维修店楼上的公寓里。当她还是婴儿的时候,全家搬到了德比郊区的利特洛弗。她的父亲名叫弗朗西斯·埃德温·赫斯顿(Francis Edwin Houlston),母亲叫尼莉·戴安娜·斯旺(Nellie Diana Harrison)。

1918年4月14日,斐达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机枪团服役,这个团以高伤亡率而被称为“自杀俱乐部”。后来,他在法国北部战斗时阵亡。

1920年,斐达的母亲与弗朗克·诺曼·斯旺(Frank Norman Swan)再婚。后来,斐达回忆说:“这次死亡笼罩了我的整个童年”,这不仅影响了她的政治倾向,还激发了她终生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斐达在德比的哈格雷夫学院(Hargrave House)和帕克菲尔德雪松学校(Parkfields Cedars School)学习。她还在法国北部的兰斯的一所学校学习了几个月。后来,她成功考入牛津大学圣休学院学习法语,并获得了小额奖学金。

斐达曾经说过,她在牛津的时光是“打开世界的大门”。她属于“大萧条一代”,这批学生生活在全球危机、大规模失业和法西斯主义抬头的时代。

在牛津大学,斐达将专业从法语改为哲学、政治和经济学(PPE)。在PPE课程上,她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Baba Pyare Lal(简称BPL)。他是来自印度拉合尔的锡克教徒,家族可追溯到锡克教的创始人古鲁·那纳克·德夫·吉(Guru Nanak Dev Ji)。

在牛津期间,斐达参与了政治活动。她参加了牛津议会(Oxford Majlis)的会议,那里是民族主义思想的印度学生聚集的地方,还参加了共产主义十月俱乐部和劳工俱乐部的会议。这些经历成为她与BPL的另一个联系,因为他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两人共同编辑了4本关于印度争取独立的书籍。

在牛津时,斐达最亲密的朋友包括芭芭拉·卡素尔(Barbara Castle),后来成为一位知名的工党内阁大臣,以及广播主持人奥利弗·沙普利(Olive Shapley)。她们三人都以三等学位毕业,而BPL获得了四等学位。此后,斐达还曾在巴黎索邦大学短暂进修。

▲斐达与丈夫,摄于1933年。

1933年6月,尽管斐达的家人表示反对,而且学院对她采取了纪律处分,她还是选择与BPL登记结婚。之后,BPL在柏林学习期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Ranga出生。

▲斐达与次子。

1934年,斐达和丈夫带着刚出生的儿子一同乘船前往印度拉合尔。斐达在拉合尔的一所女子学院担任英语老师,兼任记者工作。她还与丈夫共同出版了一本高质量的季度评论《当代印度》(Contemporary India)。随后,他们又出版了一份每周发行的政治报纸《星期一早晨》(Monday Morning)。斐达还经常为拉合尔主要民族主义日报《论坛报》(The Tribune)撰写文章。她和丈夫都是左翼活动家,积极参与印度独立运动。他们的第2个孩子Tilak,在不到1岁时夭折。他们住在拉合尔郊外的一片小木屋,没有水电设施。

▲斐达夫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BPL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试图阻止旁遮普人加入英属印度军队,因而被关押在代奥利(Deoli)的俘虏营,大约关押了15个月。

▲斐达,摄于1942年。

1941年,斐达成为莫罕达斯·甘地发起的“真理永恒”(Satyagraha)运动的一员,并前往丈夫的家乡,试图阻止旁遮普人参加英属印度的军队。当局对这名白人妇女感到措手不及,仓促派了一名英国警察到村里,因为他们认为印度警察逮捕英国妇女是不适宜的。最终,斐达被判处6个月监禁,并被判劳役,她认为这是报复性惩罚。

▲斐达与2个儿子。

1947年印度独立后,斐达和家人搬到了克什米尔。斐达夫妇是克什米尔左翼民族主义领袖谢赫·阿卜杜拉(Sheikh Abdullah)的支持者。斐达曾加入过一支左翼女子民兵,并在斯利那加新成立的女子学院教授英语。后来,她在德里担任印度卫生与家庭福利部《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杂志的编辑,并获得了印度公民身份。

1952年,斐达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当时,她短暂担任联合国社会服务规划委员会的缅甸代表。在此期间,她首次接触到佛教。在仰光,她跟随马哈希长老和Titthila长老学习禅修。

▲斐达与阿贡、阿贡的弟弟耶喜、邱阳创巴及其他人的合影,摄于1959~1960年。

1959年,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请求斐达的协助管理德里的社会福利委员会(Social Welfare Board)。随后,斐达成为一名虔诚的藏传佛教徒,遵循第16世噶玛巴的指导。她在德里建立了年轻喇嘛之家学校(Young Lamas Home School),由邱阳创巴担任老师。随后,学校迁至达尔豪西。

▲斐达与年轻喇嘛学校的学生合影,摄于1960年。
▲斐达·贝荻与家人,邱阳创巴与阿贡站在左右两侧,摄于1960年。

喇嘛之家学校不仅为年轻的藏传佛教喇嘛和僧侣提供宗教培训,还教授语言(主要是英文)和社会科学等课程。斐达的一些学生后来成为了著名的上师,包括邱阳创巴、土丹梭巴、阿贡、祖古贝玛丹增、Kathak Tulku、耶喜洛萨、秋吉尼玛慈克秋林等。

▲第14世夏玛巴与斐达。

1963年,在喇嘛噶玛听列的帮助下,并在第16世噶玛巴的指导下,斐达创立了Karma Drubgyu Thargay Ling nunnery,专为藏传佛教的女性修行者提供修行场所。在运营年轻喇嘛之家学校期间,斐达还在锡金隆德寺度过了一段时间。

1966年,斐达在第16世噶玛巴的主持下接受沙弥尼戒,并获赐法名噶玛克秋帕嫫(Karma Kechog Palmo)。她是首批在藏传佛教中受戒的西方女性之一。

▲第16世噶玛巴与斐达,摄于1971年。

1972年,斐达在香港接受了比丘尼的完整戒律,成为第一位受具足戒的西方女性。据学者汉娜·哈夫尼维克(Hanna Havnevik)的说法,斐达可能是藏传佛教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这一高级戒律的女性。

1974年,斐达陪同第16世噶玛巴首次访问西方国家,这是一个跨越北美和欧洲的为期5个月的里程碑式弘法之旅。尽管斐达不太精通藏语,但她协助将祈祷经文和宗教文本翻译成英文。斐达被认为在将藏传佛教带到西方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

▲斐达夫妇。

1977年3月26日,斐达在印度新德里去世。她留下了2儿1女,长子兰加·贝荻(Ranga Bedi)是一名茶园种植者,次子比卡尔·贝荻(Kabir Bedi)是一位著名的影视明星,女儿古希玛(Gulhima)现居美国。

▲斐达次子。

2022年6月,为了纪念斐达·贝荻,由卡尔温德·辛格·迪恩萨(Kalwinder Singh Dhindsa)手工制作的木质雕塑被放置在斐达的家乡德比的一个社区花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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