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达克，又译伯戴克，英文Luciano Petech，1914年~2010年（生卒年），为意大利籍藏学家。他专注于研究喜马拉雅历史和中国西藏、尼泊尔和意大利的早期关系。毕达克是朱塞佩·图齐的学生。他精通多种语言，包括拉丁语、藏语、汉语、日语、尼瓦尔语、梵语、阿拉伯语、印地语和乌尔都语。

1914年6月8日，毕达克出生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他在那里完成了中学学业。

1936年7月，毕达克从罗马大学毕业。

1938年，毕达克前往印度阿拉哈巴德大学担任意大利语助理。

1939年，毕达克在《Calcutta Review》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纪录文章，他的研究课题是意大利作家路伊吉·皮兰德罗的戏剧和故事。皮兰德罗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两年去世。毕达克表示，意大利的“人们”不公正地背叛了皮兰德罗，认为他不符合时代潮流，并且他的作品不能触及人们的心灵。

二战爆发（1939年~1945年）后，毕达克作为意大利人在英属印度的平民战俘营关押了6年。他利用这段时间研究了西藏文学，并撰写了一篇关于15世纪《青史》的年代系统的文章。毕达克与老师图齐不同，他完全不关心政治。

1947年，毕达克返回欧洲，在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和罗马大学担任教职。接下来的8年里，他撰写了30篇不同长度的关于亚洲的文章，始终关注亚洲或欧洲与印度接壤地区的文化交流。

毕达克与朱塞佩·图齐的相遇是他选择追求印度文化和远东研究而不是继续他当时正在进行的阿拉伯语学者生涯的关键因素。他在人文学科的渊博学识使他能够轻松地从历史领域转移到语言学和文学领域。这种搏学使他完成了7卷本《I Missionari Italiani nel Tibet e nel Nepal》以及对托勒密、马可·波罗、乔万尼·达·皮安·迪·卡尔平修士、利玛窦的研究，还有许多关于亚欧关系的论文。

1955年~1984年，毕达克在罗马大学担任东亚历史系教授，出版了14本著作和80多篇关于亚洲的文章。在这段时间里，他的讲座主题涵盖了印度、中国、日本、尼泊尔以及中国西藏的历史。

在毕达克关于拉达克、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中世纪到现代的书籍中，他的方法表面上看起来是“历史”——不受哲学或迷信的阻碍——通过对历史来源的严肃和批判性的参与，这些来源在描述其中的事件之前被详细描述。

在毕达克的权威著作7卷本《I Missionari Italiani nel Tibet e nel Nepal》中，他提供了当代大量传教士的资料库，这些资料至今仍然是无价的原始资料。

毕达克试图将喜马拉雅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视野中，这一目标始终值得赞赏。正如赫伯特·弗兰克 (Herbert Franke) 在1950年毕达克出版《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时指出的那样：这或许可以说是一个幸运的巧合……就在中国重新建立对西藏的宗主权的时候，因为这将使读者清楚地了解中国是如何成为西藏的保护国。很多人都完全同意这些观点。

然而，毕达克的早期尝试也倾向于将独特的事件纳入西方解释的框架，在1947年，他写道：“至于拉达克，可以说的很少。它遭受了所有试图建立帝国但没有足够庞大的本国人口作为不可或缺基础的国家的命运。 ” 这种试图普遍化帝国建设过程的做法在政治上也具有深层次的内涵，因为在当时，意大利没能重现罗马帝国的辉煌，而受制于日益衰落的英、法帝国力量和新兴的美帝国的阻挠。因此，在1977年，毕达克重新回到拉达克这个话题时，他承认“我发现我的第一次尝试已经彻底过时”。在第2次处理这个问题时，他更加细致入微，最终他解释了是由于经济过度扩张导致了拉达克权力崩溃的原因。

毕达克在《Central Tibet and the Mongols》的叙述更为流畅，以人物为主导，语气更加描述性。

Elliot Sperling在评论中写道：“…自1949年朱塞佩·图齐的《西藏画卷》出版以来，由于没有任何译本的专著供公众阅读，这部作品通常被默认为该主题的主要次级来源…[虽然] 《Central Tibet and the Mongols》是一部相对较短的作品，有一些主题没有完全探讨……[但它]现在是研究元藏关系的学生必须借鉴的基本次级来源。”

1984年，毕达克退休。

1989年~1995年，毕达克担任国际藏学会主席。

1990年，毕达克被授予“名誉教授”的称号。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曾获得了很多的任命、荣誉提名和奖项，这表明他受到了高度尊重。

2010年9月29日，毕达克去世。他的离世标志着东方研究学术界的无法替代的损失，也标志着意大利大学研究的一个时代的结束，他被视为伟大的人文学家之一。

毕达克主要研究拉达克、尼泊尔、西藏、蒙古和中国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政治史。他的主要著作有：《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Tibet》、《Aristocracy and Governement in Tibet 1728—1959》、《Central Tibet and the Mongols》、《The Kingdom of Ladakh 950~1842》等。

毕达克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努力从批判性的角度论证他的资料的可信度，以避免受到意识形态或宗教成见的影响。他对中国西藏历史研究的贡献揭示了西藏与不同社会接触的程度以及西藏地区历史的重要性。他的文化遗产以对世俗和宗教档案文件的批判性分析为基础，并丰富了广泛多样的中国、中国西藏、印度和阿拉伯史学资料。他的遗产具有严谨性和开放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