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术语——呼图克图 / 佛教与唐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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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图克图

呼图克图，蒙古语为ᠬᠤᠲᠤᠭᠲᠤ，藏语为ཧོ་ཐོག་ཐུ།，英文为Khutukhtu、Khutuktu，又称为呼土克图、胡土克图，是清朝及民国政府初年对一部分高级藏传佛教转世喇嘛所封的职衔，宗教地位仅次于DLLM、BCLM，高于一般的转世喇嘛，现在这一职衔已不存在。在清朝时期，属于五等喇嘛职衔中的最高等。

呼图克图，最初的意思是福有、有福的，派生自派生自ᠬᠤᠲᠤᠭ/хутаг（hütüg，福、禄）。呼图克图是蒙古语蒙古语“ᠬᠤᠲᠤᠭᠲᠤ/хутагт”的汉译。

▲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格鲁派传承，新勉风格，宗喀巴传记唐卡系列。
宗喀巴居中，头戴黄色僧帽，右手结与愿印，左手结禅定印并托长寿宝瓶，跏趺坐于五色莲座。双手捻两株莲花梗，莲花盛开在双肩两侧，上方放置经夹与宝剑。
起初，班智达帽是红色的，宗喀巴在鉴于当时藏传佛教戒律松弛的情况下，致力于改革，从1388年起改戴黄色僧帽，表示他承继了喀什米尔班智达释迦室利（Śākyaśrībhadra, 1145-1244）所传印度佛教说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a）的戒律。后来，黄帽成为格鲁派的标志，使得格鲁派被称为黄教。
新勉派的技法特点包括花卉的晕染、金线描绘的枝叶和袈裟纹样、蘑菇状的云彩，以及用斜向的树丛和白云框出一个个菱形空间来描述主尊的生平事迹等。这幅画作的尺寸较大，设色饱满华丽，由拉萨的大型寺院创作。

在历史上，藏传佛教传至各地，包括西藏、青海、甘肃、蒙古等地的高级活佛，只有得到清朝廷的册封和承认，才能称为呼图克图。这些活佛必须在专门管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机构——理藩院正式注册，并获得清政府颁发的印信。到清朝末年，在理藩院注册的呼图克图共有243位。

呼图克图分为两大系统：漠北蒙古以哲布尊丹巴（རྗེ་བཙུན་དམ་པ་）为首，漠南蒙古、安多及北京地区以章嘉呼图克图（ལྕང་སྐྱ་ཧོ་ཐོག་ཐུ།）为首。其中，第3世章嘉呼图克图曾被乾隆帝赐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与清朝廷的关系非常密切，具有很高的宗教地位。

由于格鲁派普遍实行转世制度，呼图克图也实行了这一制度。部分中小型寺庙也实行转世制度，但不需要中央政府的批准，因此他们不能称为呼图克图。

在不同时期，呼图克图的意义有所变化，因此在各类汉语书籍中，这个词有圣者、有寿、化身等不同的译法。

公元13世纪中期，萨迦派建立了与元朝廷的关系。萨迦第5祖八思巴被元朝廷册封为国师、帝师、大宝法王，统领全国的佛教及藏族地区的事务。在蒙古语中，八思巴被译为呼图克图，合称为呼图克图八思巴、八思巴呼图克图。这使得呼图克图一词获得了新的含义，与藏语中八思巴、汉语中的圣者互译，并成为了一个佛教术语。

元朝时期，共有14位来自藏区的高僧担任过帝师。其中，除了八思巴一词意为呼图克图并且有合称外，其他各位帝师无论名字的含义还是名字前后都没有呼图克图。

公元1578年5月，漠南蒙古土默特部阿勒坦汗（俺答汗）授予索南嘉措（བསོད་ནམས་རྒྱ་མཚོ་）DLLM（ཏཱ་ལའི་བླ་མ་）封号，并授予东科尔呼毕勒罕喇嘛（སྟོང་འཁོར）呼图克图封号。这是首次赐予转世喇嘛呼图克图的封号。在这些封号前，通常还冠以迈达里（Maitreya，弥勒佛/未来佛）、满珠锡里（Manjusri，文殊菩萨）或瓦齐尔巴呢（Vajirapani，金刚手菩萨）。由此可见，呼图克图作为佛或菩萨的化身，宗教地位高于一般的转世喇嘛。

清朝时期，中央政府册封了许多藏传佛教喇嘛。除了DLLM和BCLM（པན་ཆེན་བླ་མ་）外，依次还有呼图克图、诺门罕、班智达、堪布、绰尔济，以及国师、禅师等。

在《钦定理藩院则例》中，呼图克图职衔的名号定制中称：“凡呼图克图、诺门罕、班第达、堪布、绰尔济系属职衔。国师、禅师系属名号。”可见，在清朝，呼图克图是五个职衔中最高等级。

呼图克图这一职衔的授封权力掌握在清朝廷或DLLM、BCLM手中。“凡属呼图克图者，均载于理藩院的册籍，且其转世必经清朝中央政府的承认和加封。”

据《蒙藏佛教史》记载：“全蒙藏之呼图克图，有百五十八名之多。呼图克图所驻锡之寺院，朝廷待遇极隆。”

民国初年，仍然承认清朝廷所册封的呼图克图封号。

1912年8月，袁世凯政府公布《蒙古待遇条例》，规定：“蒙古各地呼图克图、喇嘛等原有之封号,概仍其旧。”

之后，袁世凯政府相继颁布《各呼图克图第一次来京川资条例》、《喇嘛洞礼经班事宜》等文件。民国政府还对章嘉呼图克图等一大批呼图克图加封名号，并赐予银钱。

由于呼图克图的地位重要，清朝廷对呼图克图的转世进行了系列规定。

首先，由于呼图克图都为朝廷所封，其转世也由朝廷保障。

光绪时期，《钦定大清会典》载《钦定理藩部则例·卷五十八喇嘛事例三·增纂·指认呼弼勒罕定制》：

一、各处之呼图克图及旧有之大喇嘛等圆寂后，均准寻认呼弼勒罕，其无名小庙坐床，从前并未出有呼弼勒罕之寻常喇嘛已故后，均不准寻认呼弼勒罕。

其次，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在认定时必须要通过金瓶掣签。

公元1792年，乾隆帝在《喇嘛说》中称：“其呼土克图之相袭，乃以僧家无子，授之徒，与子何异，故必觅一聪慧有福相者，俾为呼必勒罕。即汉语‘转世化生人’之义。幼而习之，长成乃称呼土克图。”

清朝梁章钜的《称谓录·喇嘛》记载：“当呼必勒罕未出之前，彼教于佛前诵经祈祷，广为访觅，各指近似之幼孩，于佛前纳穆吹忠，择一聪慧有福相者定为呼必勒罕，幼而习之，长成乃称呼土克图，传袭其号，以掌彼教。”

乾隆时期规定，呼图克图的呼毕勒罕（转世灵童）必须通过清朝廷主持的金瓶掣签来确定。此前，呼图克图的转世一般通过占卜等方式确定，这些方法容易被人为操控，导致弊端丛生。

《喇嘛说》对于这种弊端进行了揭露：“又从前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图圆寂后，因图舍图汗（土谢图汗）之福晋有妊，众即指以为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图之呼必勒罕，及弥月，竟生一女，更属可笑。蒙古资为谈柄，以致物议沸腾，不能诚心皈信。”

为此，乾隆帝在《喇嘛说》中称已下旨规定包括呼图克图在内的大喇嘛转世必须通过金瓶掣签办法：

是以降旨，藏中如有大喇嘛出呼必勒罕之事，仍随其俗。令拉穆吹忠四人，降神诵经，将各行指出呼必勒罕之名书签，贮于由京发去之金奔巴瓶内，对佛念经，令达赖喇嘛或班禅额尔德尼，同驻藏大臣，公同签掣一人，定为呼必勒罕。虽不能尽除其弊，而较之从前，各任私意指定者，大有间矣。又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亦令理藩院行文，如新定藏中之例，将所报呼必勒罕之名，贮于雍和宫佛前安供之金奔巴瓶内，理藩院堂官会同掌印之札萨克达喇嘛等，公同签掣，或得真传，以息纷竞。

公元1793年，《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中称：

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的灵童问题，依照藏人例俗，确认灵童必问卜于四大护法，这样就难免发生弊端。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认定。假若找到的灵童仅只一名，亦须将一个有灵童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进瓶内，假若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得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像父子一样，认定他们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这些都是大皇帝为了黄教的兴隆，和不使护法弄假作弊。这个金瓶常放在宗喀巴佛像前，需要保护净洁，并进行供养。

光绪时期，《钦定大清会典》理藩院部分称：

以黄教行于蒙古、唐古特者曰喇嘛：凡喇嘛，有驻京喇嘛，有藏喇嘛，有番喇嘛，有游牧喇嘛。凡喇嘛有行者，能以神识转生于世曰呼毕勒罕，皆入名于奔巴金瓶而掣定焉。有证，则疏闻以候钦定。颁喇嘛之禁令。

实际上，呼图克图转世使用金瓶掣签认定转世灵童的次数并不多。

1936年2月10日制定的《喇嘛转世办法》中称：

第二条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暨各处向来转世之呼图克图，诺们汗，班第达，堪布，绰尔济呼毕勒罕喇嘛等圆寂后，均准寻认呼毕勒罕，其向不转世之喇嘛圆寂后，均不准寻认呼毕勒罕。
……第五条依照前条规定掣定之一人，即为某某喇嘛之呼毕勒罕，由掣定人员报请蒙藏委员会查核转呈备案，并咨行该管长官转饬知照。
第六条前条所称某某喇嘛之呼毕勒罕，应依照左列手续将呼毕勒罕字样裁撤，始为次辈某某喇嘛。
• 一、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掣定后，由该地方最高行政机关呈请中央派大员前往照料坐床，即于坐床之日，将其呼毕勒罕字样裁撤。
• 二、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埒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济咙呼图克图，那木喀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喇果呼图克图，察罕达尔汉呼图克图及其他驻京各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掣定后，均于各该喇嘛到京觐见国民政府主席由蒙藏委员会呈奉核准之日，将其呼毕勒罕字样裁撤。
• 三、驻扎蒙藏等处之呼图克图，诺们汗，班第达，堪布，绰尔济之呼毕勒罕掣定后，非俟各该喇嘛年至十八岁，经该管地方最高行政机关或盟长查明属实，报请蒙藏委员会呈奉核准后，不得将其呼毕勒罕字样裁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