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始发于微信公众号 @ 13/08/2024。除了“业余”的个人网站外，其他所有渠道均为抄袭和盗窃。

敦煌学

敦煌学，英语称为Tunhuangology、Dunhuangology，是一个以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敦煌文献为契机而诞生的学术领域，属于东方学的一个分支。一般认为“敦煌学”一词由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首次提出。

敦煌学涵盖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科技、建筑等多个领域，核心内容是对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和文物的研究。它不仅包括敦煌文献学的研究，还涉及对莫高窟佛教壁画和佛教造像的佛教艺术史研究、莫高窟考古学研究，以及对吐鲁番学的全面研究。敦煌研究和敦煌吐鲁番学等也与敦煌学同义。

在文献学领域，“敦煌吐鲁番学”、“敦煌吐鲁番研究”是指研究敦煌石窟（藏经洞）中出土的佛经与古文献，同时也涉及各国探险队在中亚吐鲁番等地区盗取的汉文文献。

敦煌文献主要包含9世纪至10世纪期间的佛教寺院和都僧统相关文书，同时也夹杂着公文书和民间契约文书。其中一些文献甚至包括了6世纪至8世纪唐朝时期的文书。另一方面，中亚的文书则包含了很多公文书，并且还有高昌国时期的文书。

1900年6月22日，居住在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洞窟中的流沙时，当天他的助手杨果在第16窟（现编号）的墙壁上磕烟锅头，听到空洞回音，便告诉了王圆箓。于是，两人半夜破壁探查，发现了北侧甬道墙壁上的一个小门。打开后，他们发现了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现编号为第17窟），窟内存放着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十六国至北宋）历代的文书、纸画、刺绣等文物共计5万多件，这便是我们熟知的藏经洞。

1907年5月，英国探险家斯坦将“骗取”的古写本、刻本卷子、残片散页、佛教绢画、佛幡等，共计29箱藏经洞文物秘密运回英国。目前，这些文物被存放在大英博物馆。

1908年春，法国的伯希和将大量经卷装箱，从天津乘海轮运回法国巴黎。随后，他携带一些经卷前往北京，向罗振玉、蒋斧、王仁俊、曹元忠、董康等人请教内容。这一举动在北京文化界和知识界引起了轰动，大家纷纷呼吁政府立即制止外人窃夺和购买这些文物。

敦煌文献研究的起点是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将文献带到北京，并展示给罗振玉等学者们的时候。初期学者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典籍上，但后来文献类也逐渐受到重视。

1909年，罗振玉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这liang’paliang’panliang’pa两篇文章发表于《东方杂志》6卷第11和第12期。

1910年，政府派官员到敦煌将经卷运回北京。启运时清点有9000多卷，但在3个月后到达北京时，仅剩下8000多卷，这些文献被存放于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

1912年，日本的橘瑞超与吉川小一郎盗取了近300卷写经，并在各洞窟搜寻到一批佛经写本。1914年，俄罗斯的谢尔盖·奥登堡盗取了200件写经。他还对洞窟进行了大量勘查，搜寻了南区和北区的石窟，搜得近1万8千号的残片和剩页，还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

由于，各国的探险家纷纷闻讯而来，他们通过“骗取”的手段从王圆箓手中获取了大量的珍贵的敦煌文物，并将这些文物带回各自国家，导致大量的敦煌文物流散海外。

陈寅恪在为陈垣编写《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说：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都有所贡献”，英文出现“Tunhuangology”名词。

由于敦煌位于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历代不同的少数民族在此停留过。从大量的文献中，考古学家可以研究各民族的语言，如吐火罗语（Tocharian）、塞语（Saka）、粟特语（Sogdian）、犍陀罗语（普拉克里特诸语/prākṛta）、大夏语（巴克特里亚语/Bactrian）等，同时也有助于了解汉语的演变。

藏经洞内保存了大量的儒家典籍，其中包括邓粲的《晋纪》、虞世南的《帝王概论》和孔衍的《春秋后语》等，这些都是首次见到的文献。此外，还有很多歌辞、俗赋、白话诗和话本，也是前所未见的作品。唐代诗人韦庄的长诗《秦妇吟》未曾收录在《全唐诗》中，直到清末才通过敦煌石窟的写本重新出现。

在佛教文献中，许多敦煌写本是《大藏经》中的佚文佚经。此外，宋真宗时被明令禁绝的“变文”也在藏经洞内出现。所有文献基本上都是手写的，主要以卷轴装为主，还有梵箧装、经折装、蝴蝶装、册子装和单页等多种形式。

1909年，《朝日新闻》刊登了内藤虎次郎（Naitō Konan）所写的《敦煌石室发见物》一文，这被视为日本敦煌学的第一篇历史性文献。

在日本，仁井田陞（Noboru Niida）和那波利贞（Toshisada Naba）等学者成为敦煌学研究领域的先驱。

1937年，仁井田陞出版的《唐宋法律文书研究》（《唐宋法律文書の研究》）首次尝试建立中国古文书学的体系，并主要利用了中亚出土的文献作为来源。后来，龙谷大学开展了合作研究，推动了对吐鲁番学的研究。

1950年初，石滨纯太郎成立了“西域文化研究会”，汇聚了日本的敦煌学专家，编成了6卷本的《西域文化研究》。日本学者藤枝晃还对吐蕃及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

1980年，日本学者开始编纂《讲座敦煌》，并于1992年出版了9卷。

1981年5月26日，藤枝晃在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的演讲中提到，有学者说：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或“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

1983年8月15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宁卧庄宾馆成立。第一届理事会由60名成员组成，推举季羡林为会长，唐长孺、段文杰、沙比提、黄文焕、宁可为副会长，秘书长由宁可担任，副秘书长为张广达、齐陈骏、穆舜英。李一氓、周林、姜亮夫、王仲荦、金宝祥、吴坚等27人被聘为顾问。

过去，普遍认为“敦煌学”一词首次由陈寅恪于1930年在为《敦煌劫余录》作序时提出。向达在《敦煌学六十年》中提到：“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提出的。他为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作序时，始创此名。”

姜伯勤在《陈寅恪与敦煌学》一文说： “1930年，一位中国学者创立了‘敦煌学’的界说，这位创立者就是义宁陈寅恪。”

但是，也有学者发现，早在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就曾在一次会议上使用过“敦煌学”一词。 池田温指出：“其实，早在1925年8月，石滨纯太郎（1888年~1968年）在大阪怀德堂夏期讲演时，已经几次使用敦煌学一词了（石滨纯太郎《东洋学漫谈》，创元社，1943年7月，第56、74页等）。可以说，‘敦煌学’一词在二十年代就已部分使用了。”王冀青也指出，1925年12月，石滨纯太郎在大阪自行印刷的一本题为《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的小册子，这可能是“敦煌学一词的首次使用。（王冀青：〈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总第38期），p110-p132）。

目前，敦煌文献分散在世界各地，主要收藏于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等机构。在日本，龙谷大学和一些私人收藏中也能找到这些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