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又称敦煌遗书、敦煌文书、敦煌写本，英文Dunhuang manuscripts，是指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宗教和世俗文献，主要以手稿形式存在。主要载体包括麻布、丝绸、纸张，以及雕版印刷文本。文献的书写语言涵盖了汉文、藏文以及其他多种语言。敦煌文献的发现始于1906年~1909年，由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伯希和分别发掘。大多数现存文献来自敦煌这一历史印刷中心，制作时间主要集中在公元4世纪末至11世纪初，并于11世纪初封存在藏经洞（现编号第17窟）。

藏经洞内的书籍总数约为5万卷，最早的文献可追溯到前秦苻坚甘露元年（公元359年），最晚则为南宋庆元2年（公元1196年）。其中一部分文献被犹太裔英国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带回到英国，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其他敦煌文献则散布在世界各地，包括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等地。

敦煌在汉唐时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到了公元8至9世纪吐蕃控制时期，敦煌的印刷中心还成为吐蕃的皇家印刷所。

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26年5月26日），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石窟时，助手杨果意外在第16窟（现编号）墙壁上磕烟锅头时听到空洞回声，随后两人连夜破壁探察，发现北侧甬道壁上的一个小门。打开后进入一个长宽各2.6m、高3m的方形窟室（现编号为第17窟），洞内堆满了约5万余件文物和佛教经卷。

这些文献中，佛教书籍占敦煌汉文文献的约90%左右，内容涵盖经藏、律藏、论藏、疏释、伪经、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及经藏目录等。

除了藏经洞之外，莫高窟的其他洞窟中也发现了手稿和印刷文献，尤其是在现编号第464窟和第465窟，伯希和偷取了大量元代文献。这些文献是藏经洞封闭几百年后遗留，以多种语言书写，包括了藏文、中文和回鹘文。

敦煌文献的内容广泛，涵盖历史、医学、数学、民歌和舞蹈等领域，尤以宗教文献为主，虽然大多数是佛教文献，但也涉及道教、儒家、景教、犹太教和摩尼教等其他宗教与哲学内容。伯希和带走的藏文手稿数量最多，目前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这些文献中的其他语言还包括汉文、于阗文、吐火罗文、梵文、粟特文、藏文、回鹘文、古印度土语、希伯来文和古突厥语等，涉及广泛的领域诸如历史、医学、宗教学、语言学及手稿研究，成为多个学术领域的重要资源。藏经洞的文献大多被封存在一个洞窟中，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藏经洞，封藏于11世纪初。

1900年6月25日，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向敦煌县令汪宗瀚、安肃道道台延栋和甘肃藩台报备，但没有引起这些官员的重视。

元代以后，莫高窟逐渐被遗忘，保持了几百年的原貌。接下来的几年里，王圆箓曾多次将一些敦煌文献展示给官员们，虽然有些官员们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兴趣，总体上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还曾试图向清朝廷报告，但因当时政局动荡，没有获得任何回应。

随后，王圆箓私自将部分经卷当作符咒出售给附近的居民，声称这些符咒具有治病的功效，这一消息迅速引起了“西方探险家”的兴趣。

藏经洞被发现后，吸引了大量西方“探险家”和“考古学家”，他们从王圆箓手中购买了大量珍贵典籍和壁画，并将这些文物运往海外，极大地损害了莫高窟的文化遗产的完整性。

1907年，斯坦因在第2次中亚考古之行中听闻藏经洞的消息，沿着罗布泊南的古丝绸之路，来到敦煌。他以200两银子从王圆箓手中获取了24箱文献和5箱绘画、织锦等艺术品。

据斯坦因的描述，他是第一个记录藏经洞原始状态的人：

在昏暗的灯光下，映入眼帘的是一堆堆没有任何顺序的手稿包裹，层层叠叠，形成了一个近十英尺高的实心堆积物。随后测量表明，这些手稿几乎占据了500立方英尺的空间。房间内留出的空地仅够两个人站立。

斯坦因在著述《西域考古图记》中记载：

当时西方人来到中国带走文物的时候，是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的，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护，王圆箓本身并没有能力拒绝他们。

从1905年~1914年间，奥布鲁切夫（俄国），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大谷光瑞（日本），奥登堡（俄国），华尔纳（美国）等人，先后从莫高窟获取大量文献。使得流失海外的文献高达3.5万件，约占敦煌文献的三分之二。

1908年，伯希和在乌鲁木齐从官员的口中听到莫高窟发现了古代写本后，就马不停蹄的赶往莫高窟。他在藏经洞中挑选了3周，最终以600两银子从王圆箓那里获取了6000多件文献和200多件佛画及丝织品。他带走的敦煌文献总计1万件，现大部分收藏于法国国家博物馆。

伯希和还在第464窟和465窟（他命名为181号和182号洞窟）发现了大量元代文献，这些文献使用汉文、藏文和古回鹘文书写。这些文献中还包括200多卷西夏文的文本残片，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在藏经洞文献中完全没有西夏文（西夏文字创制于1036年）。

伯希和与斯坦因不同，他是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汉学家，精通中文，因此能够仔细挑选更具价值的文献，尤其关注寺院管理、财政文件及俗人团体的相关文书。他还发现了一些复习本，佛教文本往往被写在已经使用过的纸张背面。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众学者展示敦煌珍本，引发了北京学界的关注，他们向朝廷上书，要求甘肃和敦煌地方政府马上清点藏经洞的文献，并运送进京。

1909年8月22日，学部左丞乔茂楠指示代理陕甘总督毛实君封存藏经洞。

1910年，清朝廷命新疆巡抚何彦升将敦煌文献押运至北京。启运时，清点敦煌文献为9000多卷。可就在朝廷官员抵达前，王圆箓已将部分的文献私自藏了起来。

三个月后，押运官抵达北京后，没有直接向朝廷复命，而是将车队秘密带往何震彝的私宅。何震彝与岳父李盛铎，以及刘廷琛、方尔谦等四人，翻阅并取走了车上的全部敦煌遗文献，有些文献在运送路途中不幸丢失、散落。那些被北京官员私下截留的文献都是上品。

自1900年，在藏经洞发现的5万多件敦煌文献，最后仅剩下了8757件文献，并收藏于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1914年，俄国奥登堡继续对藏经洞的遗留文物进行挖掘，偷盗了1万多件文物碎片，目前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以500两银两向王圆箓获取570件敦煌文献。这些文献大都是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现藏有与敦煌相关的藏品约1.37万件文物，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但由于近年来大英博物馆对中国文物的保护不力，失窃现象屡次发生，引发外界的批评。

此外，王圆箓在藏经洞被押送之前曾将部分文献藏匿起来，这些文本除了卖给斯坦因外，也在1911年、1912年卖给了日本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很多敦煌文献被这些“西方探险家”购买后散落在世界各地，部分流落民间。流失在民间的敦煌文献有一部分被转卖给了日本收藏家，也有部分被国民政府的中央图书馆收回，更多是难以查找。

藏经洞保存了大量的佛教典籍，如《妙法莲华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经》、《维摩诘经》、《金光明经》、《涅槃经》、《无量寿宗要经》、《佛名经》、《心经》等。另外，还有敦煌本《坛经》首题为《南宗顿教最上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法）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这也是胡适研究禅宗的重要依据。

1926年，胡适从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文献中分别发现《楞伽师资记》的三个抄本（S2054、S4272、P3436）。金久经从胡适处借得这些抄本，并于1931年出版了《校刊唐写本楞伽师资记》。日本学者蓧原寿雄也对《楞伽师资记校注》进行了整理和校注。

1994年，方广锠依据敦煌文献中的《心经》异本，修订出版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藏经洞还藏有大量儒家典籍，其中包括邓粲的《晋纪》、虞世南的《帝王概论》、孔衍的《春秋后语》等，都是首次发现的珍贵文献。另外，很多歌辞、俗赋、白话诗和话本，也是首次出现，如唐代诗人韦庄的长诗《秦妇吟》，之前没有收录在《全唐诗》，直至清末文本才出现在石窟中。

藏经洞还藏有大量儒家典籍，其中包括邓粲的《晋纪》、虞世南的《帝王概论》、孔衍的《春秋后语》等，都是首次发现的珍贵文献。另外，很多歌辞、俗赋、白话诗和话本，也是首次出现，如唐代诗人韦庄的长诗《秦妇吟》，之前没有收录在《全唐诗》，直至清末文本才出现在石窟中。

在佛教文献中，很多敦煌写本是《大藏经》中失传的经文。宋真宗时被明令禁绝的变文也出现在藏经洞中。这些文献主要以手写形式存在，装帧方式多样，包括卷轴装、梵箧装、经折装、蝴蝶装、册子装和单页等形式。

吐蕃史中有以下藏文文献：《吐蕃大事纪年》（དོན་ཆེན་གནད་བསྔུས་ཀྱི་ལོ་ཚིགས།）、《吐蕃赞普传记》和《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

《吐蕃大事纪年》记载了650年至764年时期，吐蕃发生的重要事件。《吐蕃赞普传记》详细记载赞普及吐蕃历任大相的事迹。《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则列出了各地方势力的范围及氏族，并澄清了赞普世系和传世文献中的混乱。汉译本包括《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和《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

有一种说法认为，敦煌文献是寺院弃藏的，因为完好的经卷非常少，大多数文献都是残卷。目前现存的58,000号汉文文献中，约有一半为较小的残片。由于长期使用，文献难免出现破损等情况。古人往往随意用废旧纸张贴补在破损卷子的背面。有些文献体积非常小，只有巴掌大或指甲盖大小。少数如ZSD2081号文献保持了完整的卷轴装原貌，而这样的完整保存情况很少见。另外，文献在出土后也曾有人为的撕裂。

1944年，常书鸿在莫高窟藏经洞以外的地方又发现了经卷残片，共计66件经文和66片残片。

1949年，罗振玉收藏的《老子道德经》、马叙伦收藏的《天请问经》，以及新881号《尚书》等文献，都归还给了中国国家图书馆。

李盛铎与方尔谦晚年居住天津。李盛铎死后，400余件敦煌文献被他的后代带到日本，经过敦煌学家羽田亨鉴定后，全部被杏雨书屋收藏。目前，杏雨书屋已收藏超过700多件文献，并成为日本收藏敦煌文献最多的单位。

敦煌文献在天津流散后，当中的一部分由周叔弢、张叔诚等人收藏。后来，周叔弢将256卷敦煌文献捐献给了天津博物馆。

如今，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有超过13000件敦煌文献，占敦煌文献总数的三分之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有超过10800余件，也占敦煌文献总数的三分之一；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收藏有5700件敦煌文献。

英国汉学家亚瑟·伟利写道：

“中国人将斯坦因和伯希和视为掠夺者。我认为，要理解中国人对此事的感受，最好的办法是想象如果一位中国考古学家来到英国，在一座废弃的修道院发现了一批中世纪手稿，贿赂看守人将这些手稿运回北京，我们会有何感受？……伯希和在从敦煌返回后，确实与中国学者取得了联系；但他继承了19世纪欧洲人对从非欧洲国家带走‘发现物’的权利的态度，因此，像斯坦因一样，他似乎从始至终对掠夺敦煌莫高窟从未感到任何不安。”

尽管大多数研究主要关注敦煌文献对历史、宗教等领域的贡献，但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研究手稿本身的来源及物质属性。关于这些手稿为何被存放在藏经洞并最终封闭，学界提出了多种解释。

斯坦因认为，这些手稿是“神圣的废弃物”，这一观点得到了藤枝晃等学者的支持。还有学者提出，藏经洞可能曾作为佛教寺院的图书馆，但这一观点尚存争议。荣新江和韩森（1999年）指出，许多手稿的放置方式经过有序安排，佛教文本被分成若干部分、贴上标签后包裹存放。

关于藏经洞为何被封闭，有多种推测。伯希和最早提出，这可能是为了保护文献免受西夏军队的侵扰。另一种观点认为，封闭洞窟是为了防止喀喇汗国的入侵，尽管这种入侵从未发生。还有学者提出，封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洞窟空间不足，特别是第16窟连接了第17窟。

刘半农（刘复）编撰了《敦煌掇瑣》，这是关于敦煌文献的开创性作品。敦煌文献展示了丰富的多元文化，其中大量文献以汉文书写，既包括文言文，也有少量白话文。佛教文本多以楷书书写，其他文本则常用行书。

在9世纪和10世纪中的敦煌文本还显示出硬笔书写的特征，藤枝晃推测这可能是因为吐蕃占领敦煌后，毛笔制作材料短缺所致。

敦煌文献中还包含了大量的早期藏文书写，包括了有头体（དབུ་ཅན་，乌金）和无头体（དབུ་མེད་，乌梅）。这些文本中既有古藏文，也有近古藏文，还包括没有破译的南语和一些被认为是象雄语（ཞང་ཞུང）的语言。其他语言还包括于阗语、梵文、粟特文、藏文、回鹘文、希伯来文以及古突厥文（如《占卜书》）。

敦煌文献中佛教经典占有很大的比例。其中包括佛教经典、注释和论著，通常是为了积累宗教功德而抄写。还有几百份文本被确定是学生所做的笔记，涵盖了广受欢迎的佛教故事体裁“变文”。关于汉地佛教文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禅宗文本上，这些文本对禅宗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藏传佛教文献中的早期藏传密宗的文本，包括摩诃瑜伽和阿底瑜伽（大圆满），成了众多研究的主题。

在敦煌文献中还收藏有其他的宗教文本：

• 道教文献，如《化胡经》和《老子想尔注》；
• 犹太教和希伯来文的《旧约》；
• 景教文献；
• 摩尼教文献。

另外，敦煌文献中还包含了大量的非宗教类文献，包括：

社会文献，如契约、账簿和借据；

哲学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包括黄侃注释的《论语》古本，以及《尚书》的古本；

文学文献，包括中国民歌和古典诗歌；

历史文献，涵盖官方和地方史；

地理文献，包括《往五天竺国传》；

医学文献，记载了瘟疫和疾病的治疗方法，包括中国最早的药物学文本《本草经集注》残卷；

天文学文献，如《敦煌星图》；

数学文献和占卜文献，包括《占卜书》。

字典文献，如《切韵》残片。

乐谱和舞蹈记谱，以及休闲游戏类文献，如《敦煌围棋经》。

如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有超过16000多件敦煌文献，被列为馆内的四大“镇馆之宝”之一，其他三大“镇馆之宝”分别为《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和《赵城金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