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又称《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新订西藏章程二十九条》，英文29-Article Ordinance for the More Effective Governing of Tibet，是清朝廷于1793年（乾隆58年）正式颁布的旨在整顿西藏事务的条例，这一章程也是清朝廷对西藏政策的重要依据。

公元1846年，驻藏大臣琦善针对西藏当时的各种弊端拟定了《裁禁商上积弊章程》，并奏请批准施行。这一章程重申并补充了旧有的章程，旨在整顿和完善西藏的地方官吏治理。但是，根据这项章程，驻藏大臣也放弃了一些权力。

原台湾省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冯明珠认为，《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并不是特定的单一文献，而是随着清朝廷处理涉藏事务逐渐形成的一套章程。

公元1791年（乾隆56年），由于与西藏在盐税银钱上的纠纷以及受到噶玛噶举派第10世夏玛巴（ཆོས་གྲུབ་རྒྱ་མཚོ་）的唆使，廓尔喀（今尼泊尔）军队入侵西藏，企图掠夺遍布西藏各地寺院中的财富。当时的西藏政府请求清朝廷派兵支援。

公元1792年（乾隆57年），乾隆帝命大将军福康安与参赞大臣海兰察率领清军支援当地的藏兵，并将廓尔喀军队驱逐至喜马拉雅山南麓。清军甚至反攻至廓尔喀首都阳布（今加德满都/Kathmandu）外20公里的热锁桥，迫使廓尔喀俯首称臣同意每5年向清朝廷朝贡一次。

福康安在驱逐廓尔喀军队后，班师途中奉命与DLLM（ཏཱ་ལའི་བླ་མ་）和BCLM共同处理西藏的善后事宜。福康安上疏陈奏了西藏善后十八事，乾隆帝下诏批准，这些内容成为《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的蓝本。随后，福康安还奉命改革DLLM、BCLM（པན་ཆེན་བླ་མ་）及各大呼图克图（ཧོ་ཐོག་ཐུ།）的转世灵童（ཡང་སྲིད）制度，并确立了金瓶掣签（གསེར་བུམ་སྐྲུག་པ）制度。

公元1793年，上述章程的部分条款被汇编成《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并翻译成藏文。这一章程对西藏的宗教事务、外事、军事、行政和司法等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

第一条规定，金瓶掣签的目的是确保格鲁派的繁荣，并消除在转世灵童选拔过程中的作弊和腐败现象。

第十二条规定，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的亲属不得担任政府职务，不得参与政治事务。

目前所见的《钦定二十九条》仅有藏文版本，且藏文版至少存在三种大同小异的抄本。汉文版本未以《二十九条》的形式出现，而是分散在福康安、孙士毅、惠龄、和琳等人的奏折和乾隆帝的朱批谕旨中。

在牙含章所著的《达赖喇嘛传》第62页中，收录了一个版本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内容，该内容据称引自原西藏政府档案册《水牛年奏折》。

公元1792年，乾隆帝撰写了《喇嘛说》，描述了藏传佛教喇嘛的历史及转世制度。文中阐述了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过程，并表示这种制度比依据私人指定或个人选择转世喇嘛更为公正。另外，这一制度还旨在消除那些贪婪家族中的多位转世仁波切及喇嘛。

《喇嘛说》刻石在北京雍和宫内的石碑上，碑文用满、汉、藏、蒙四种文字刻制。石碑立于雍和宫主殿雍和宫前院中央的御碑亭内，南面刻满文，北面刻汉文，东面刻蒙文，西面刻藏文。另外，《喇嘛说》还被记录在多种史籍中。

《喇嘛说》阐明了“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根本宗旨，称这是“所系非小”的“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的大方针。

在《喇嘛说》中，首先介绍了藏传佛教的命名、来源及发展过程，阐述了清朝皇帝保护喇嘛教的道理，总结了元朝的教训，并告诫后代对喇嘛教不可曲敬，以避免重蹈元朝的覆辙。接着，讲述了乾隆帝以王法制裁高阶喇嘛破坏国家的史实，重点说明了活佛转世制度的由来及其弊端。乾隆帝指出喇嘛教的转世制度荒谬，“佛本无生，岂有转世”，“如无转世，数万番僧无可皈依，不得不如此耳”。他提出了改革办法，即“金瓶掣签”，虽然“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人，或略公矣”。

公元1846年，驻藏大臣琦善针对当时西藏的各种弊端拟定了《裁禁商上积弊章程》，并奏请批准施行。在这一章程中，驻藏大臣放弃了对商上财政的审核权，取消了对藏军训练、派兵巡查部分地区的权力，从而大大削弱了驻藏大臣的权力。

据《清史稿》等记载指出，清朝颁布《裁禁》后，使清朝廷丧失了对西藏的财权和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