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字又之，山东平原人，1916年~2009年（生卒年）。他是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和墨学研究专家，曾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

1916年4月15日，任继愈出生在山东平原县的一个世代书香的大家庭，父亲任萧亭官职少将，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参与过抗日战争。他早逝的大哥早早就被过继给亲戚家，任继愈在家中排行老二，三弟是任继亮，四弟是任继周。

任继愈从4岁起就开始在私塾学习，而他的名字“继愈”正是入学时私塾老师为他取的。后来，他从私塾转学到小学，在山东济南贡院墙根的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现为大明湖小学）完成了小学学业。中学时，他就读于北平大学附属中学，开始接触到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著作，深受他们的思想影响。

在中学时代，任继愈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然而在接触到哲学后，他深深地被哲学所吸引，最终选择了哲学作为他的研究方向。

1934年，任继愈成功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深入学习西方哲学。

1937年，任继愈在念大三的时候，爆发了“七七”事变，致使北京沦陷，北大决定南迁。任继愈跟随学校南迁至长沙，并随后报名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最终旅行至昆明。

这次的旅行让他亲身领略到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真实情况，对他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产生了深刻的转变有。他深信：“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社会；不深入了解中国的农民和农村，就难以真实理解中国的历史。”这一经历深刻影响了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为他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概念奠定了更加扎实的基础。

1938年，任继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

1939年，任继愈成功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第一批研究生，并选择了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作为他的专业方向，导师为汤用彤先生和贺麟先生。

1941年，任继愈取得硕士学位后，在北京大学留校任教，一直持续到1964年。在这期间，他教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等课程。

1956年，任继愈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了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

1955~1966年，任继愈担任《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的编辑工作。

1956年，任继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无神论者。

1964年，任继愈被受命为正处于组建中的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所长，这成为1949年后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

然而，很快就遭遇到历史的巨大的变革。在这次冲击中，任继愈的右眼严重患上眼疾，左眼视力也受到损害。之后，他回到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了原有的组织结构。

1979年，任继愈成立了中国无神论学会，并担任理事长。

自1980年起，任继愈提出了“儒家宗教说”，与当时思想界广泛认可的“中国无宗教”的观点相悖。

1978年起，任继愈着手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和博士生。

1985年起，任继愈与北大展开合作，开始培养宗教学本科生。1999年，任继愈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同时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包括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中国西藏佛教研究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社会科学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此外，他还连任第四至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自1987年起，任继愈开始担任北京图书馆（1999年，更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长，直至2005年。2008年之后，任继愈担任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名誉馆长。

2009年7月11日凌晨4时30分，任继愈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93岁。任继愈的夫人是冯钟芸，他们育有一儿一女。

任继愈在大学时主修西方哲学史，然而，1938年随校南迁的旅行转变了他的志向。这次经历促使他决心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把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终身追求和使命，他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

自1950年起，任继愈相继发表了多篇关羽中国佛教思想哲学的研究论文。随后，他出版了《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1962年至1963，由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出版，并成为中国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

1964年，受到毛主席的批示，任继愈创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担任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在任职期间，任继愈与北京大学合作，共同培养了大量宗教学本科生，为培养宗教学研究人才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78年底，在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任继愈首次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点。从1980年起，他开始发表一系列文章，正式阐述“儒教是宗教”的主张。这包括1980年的《从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以及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拢》，1986年的《重视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这些论文详细地探讨了儒教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实，透彻分析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宗教性质。他指出：“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多年来人们习惯地称为理学或道学的这种体系，我称之为儒教”。任继愈进一步提出，儒教的内在本质表现为禁欲主义、敬天法祖、重“忠孝”、尊“三纲”，教义体现为“天地君亲师”，并与王权结合，广泛而深入地影响了宋、元之后的中国社会。

自1980年以来，任继愈投入大量精力，领导了大规模的传统文化资料整理工作。1982年起，担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的任继愈开始主持编修《中华大藏经》。《中华大藏经》以1930年代发现的稀世孤本《赵城金藏》为基础，采用《房山云居寺石经》、《资福藏》、《影宋碛砂藏》、《普宁藏》、《永乐南藏》、《径山藏》、《清藏》及《高丽藏》等八种刻本进行对校。大藏经的编纂由汉文部开始，《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费时13年，前后有160多名学者参与编写，共107册，1.07亿个字。未来的续编工作预计将包括二至三亿个字。此外，任继愈还担任了《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新修《二十四史》、《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以及《中华大典》等浩大文化工程的领导或主编。

学术界普遍公认，任继愈对中国哲学做出的最重要贡献在于他深刻意识到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强调了中国佛教和道教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并努力将它们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任继愈始终主张，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应该从“多民族统一大国”的中国国情出发，以更全面地理解和解释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

注：任继愈在1942年到1964年期间，在北京大学教授的课程有：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佛教著作选读、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此外，他还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中国哲学史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