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摄影史始于19世纪，主要指以学界定义的“西藏”地区或藏人作为主题的摄影作品。

1863年8月19日，英国士兵菲利普·亨利·艾格顿在西藏阿里地区拍摄了西藏的第一张照片。然而，直到1903年英国侵略西藏战争爆发前，西藏的照片数量极为有限。自19世纪起，藏人逐步接触摄影，至1910年代，摄影已融入藏人日常生活。第13世达赖喇嘛（ཐུབ་བསྟན་རྒྱ་མཚོ་，1876~1933）与第9世班禅喇嘛（ཐུབ་བསྟན་ཆོས་ཀྱི་ཉི་མ་，1883~1937）均擅长摄影，第10世德木活佛（དེ་མོ་བསྟན་འཛིན་རྒྱ་མཚོ་，1901~1973）则是最早广为人知的藏族摄影家。

1920年代，拉萨涌现出专业摄影师，随之而来的是摄影工作室的兴起，主要从事人像摄影。1950年前，欧美探险家与英帝国官员在西藏留下了大量照片。

汉族摄影家中，以1930~1940年代的庄学本（1909~1984）最为知名。1950年~1970年代，蓝志贵（1932~2016）成为西藏官方摄影的代表人物。随着摄影技术的普及，西藏逐渐成为众多摄影爱好者的重要拍摄地。

实用摄影的历史始于1839年，当年路易·达盖尔公布了银版摄影法。然而，该技术存在无法复制照片、曝光时间长达半小时等缺点。19世纪下半期，摄影逐渐在全球普及，但由于西藏长期封闭，外界对其了解甚少。这时期的西藏摄影主要基于两大动机：一是记录当时世界地图上的未知区域；二是拍摄被视为神秘的当地宗教仪式。因此，摄影主题主要集中在藏族、藏传佛教仪式以及喜马拉雅山脉风景等方面。

1850年代，火棉胶摄影法的发明解决了银版摄影法的缺陷，并逐渐取而代之，成为最早在西藏应用的摄影技术。

1863年8月19日，英国士兵菲利普·亨利·艾格顿（Philip Henry Egerton）从英属印度越境进入西藏阿里地区拍摄照片，但随后被当地政府发现并驱逐。这是已知最早在西藏拍摄的照片，现存版本为蛋白印相术从负片冲印于相纸。可惜，这张照片长期不被人所知，西方一度误认为奥尔良的亨利王子与邦瓦洛特于1889~1890年拍摄的照片是最早在西藏拍摄的作品。

1879年，为了替英国搜集情报，萨拉特·钱德拉·达斯（Sarat Chandra Das）应扎什伦布寺摄政第4世生钦活佛（སེང་ཆེན་བློ་བཟང་དཔལ་ལྡན་ཆོས་འཕེལ།）的邀请前往西藏，并于1881年再度入藏，在拉萨见到了第13世达赖喇嘛。

1902年，达斯出版了《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Jour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书中收录的照片涵盖了人物、藏传佛教、风景及天葬内容。

皮特·里弗斯博物馆亚洲馆馆长克莱尔·哈里斯教授通过对比该书中的照片与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照片后认为，由于达斯在离开西藏时仓促，未能携带玻璃版底片，书中的照片可能并非全部在西藏拍摄，而是由编辑柔克义（藏学家，后任美国驻大清公使）从档案中选取。唯一可确认在西藏拍摄的照片是布达拉宫，这张照片由尼泊尔驻北京使团成员拍摄。

1879年，第四世生钦活佛向达斯展示了他收藏的数百张立体投影照片，并询问其来源（法国）。他评价幻灯片投影机可供多人观看，优于立体投影，并希望达斯帮他制作幻灯片供班禅喇嘛观赏。达斯还将摄影手册翻译成藏文供生钦活佛阅读，据称还教授他火棉胶摄影法。

在所有传入西藏的西方新技术中，摄影可能是最早之一，自19世纪传入以来，备受藏族同胞的欢迎。

1889~1890年，奥尔良的亨利王子与邦瓦洛特穿越青藏高原，在藏北高原和西藏东部拍摄了大量照片。这些照片刊载于1891年出版的《Across Thibet》，常被认为是欧洲人最早在西藏拍摄的影像记录。此举标志着首次在纯藏族地区进行系统的摄影记录。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自1893年起三度前往西藏，在西部与北部拍摄大量照片。然而，他于1900年和1901年两次试图进入拉萨均遭拒绝。首位拍摄拉萨的欧洲人是俄国人崔比科夫与奥夫舍·诺尔祖诺夫。

1900年，布里亚特人崔比科夫与奥夫舍·诺尔祖诺夫抵达拉萨，拍摄了布达拉宫、桑耶寺、扎什伦布寺等重要建筑，并分别于1901年和1903年发表。两人为沙俄帝国地理学会撰写的报告中包含50张照片，现存于美国地理学协会图书馆。这些照片被认为是西方人最早在拉萨拍摄的影像。

1905年1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精选其中部分照片刊登，取得巨大成功，并自此确立了该杂志以摄影为主的出版风格。

1903~1904年，英国侵略西藏战争导致英帝国军队大规模进入西藏，西藏摄影作品的数量大幅增加。业余摄影师开始使用柯达公司小型手持照相机，使很多参战的英帝国士兵能够随军拍摄西藏影像。尽管随军记者在发布新闻稿时也使用普通士兵拍摄的照片，但军官所拍摄的照片在数量和质量上更具影响力。

英方高层围绕这次侵略战争出版了五本著作，其中《泰晤士报》随军记者佩尔斯瓦·兰登的《The Opening of Tibet》最早问世，并因其以照片叙事的方式受到《业余摄影家》杂志编辑的称赞；劳伦斯·瓦德尔的《Lhasa and Its Mysteries》以高质量的彩色照片见长；首任英国驻锡金政务官约翰·克劳德·怀特作为荣赫鹏“使团”的官方摄影师，其《Tibet and Lhasa》中的照片侧重风景而忽略人物，呈现出一个超凡脱俗的西藏意象。另外，珠穆朗玛峰也首次被英军上尉威廉·海曼拍摄。

1906年，满洲正白旗人全绍清随驻藏大臣入藏任医官，并在1906~1907年间拍摄了大量照片。1912年，溥仪退位，中华民国成立，《国家地理杂志》10月号以中国为专题，刊登了全绍清拍摄的60幅拉萨照片。他成为首位在外国发表西藏照片的中国人。

英国侵略西藏战争加速了西藏对西方的开放，使更多藏人接触到摄影器材与技术。至1910年代，摄影已逐渐融入藏族同胞的生活。第九世班禅喇嘛于1905年拍摄的照片至今仍在保存。在第4世生钦活佛因协助达斯而被处决后，什伦布寺内的摄影发展情况不明。但是，190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访问扎什伦布寺时，遇到了一位僧人主动为他拍照，并在寺中自设暗房冲洗底片。这位僧人于1906年随第9世班禅喇嘛前往印度时学会了摄影。

1904年，川军入藏导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蒙古时，随身携带柯达布朗尼相机。1912年，第13世达赖喇嘛亲自拍摄并冲洗的照片至今仍在保存。1906年，清朝廷派御前大臣博迪苏劝第13世达赖喇嘛回藏，护送的清军马队军官李廷玉曾为第13世达赖喇嘛拍照，但该照片未见传世。

1910年，第13世达赖喇嘛前往英属印度，驻锡金政务官查尔斯·阿尔弗雷德·贝尔因此与他迅速建立了熟识关系，并拍摄了他的第一张流传至今的照片。

1921年，查尔斯·贝尔在罗布林卡拍摄了第13世达赖喇嘛的首张夏宫照片。

1918年，台克满（Eric Teichman）调解康藏边界纠纷时遇到一位藏军代本，此人热衷柯达相机，主动为他们拍照，并于当晚冲洗底片，效果极佳。

1912年9月8日，日本京都西本愿寺派遣藏学家青木文教（1886~1956）入藏。他自印度入境，至1916年离开西藏，在西藏生活近5年。期间，他使用随身携带的相机拍摄大量西藏风光、民俗、宗教及人物的纪实照片。

1920年，青木文教出版《西藏游记》，收录151幅照片，其中仅少数为受赠。

1927年，日本“亚细亚写真大观社”出版《亚细亚大观》，收录青木文教入藏途中拍摄的60张照片。

擦绒家族成员是西藏早期的摄影爱好者。擦绒·旺秋杰布（ཚ་རོང་དབང་ཕྱུག་རྒྱལ་པོ་）于1907年从加尔各答购入相机，并于1910年拍摄了新生女儿仁钦卓玛（རིན་ཆེན་སྒྲོལ་མ་ཕྲེང་རིང）与妻子的合影。仁钦卓玛曾将自己的照片赠予曾就读寄宿学校的校长留作纪念。

1910年，擦绒·达桑占堆（ཚ་རོང་ཟླ་བཟང་དགྲ་འདུལ་）将第13世达赖喇嘛的照片装入红漆相框，赠予查尔斯·贝尔。

1936年，巴兹尔·古德邀请藏族艺术家绘制以布达拉宫为主题的圣诞卡，并寄往西藏与英国。次年藏历新年，收到圣诞卡的达桑占堆回寄贺年卡，卡片正面贴有他拍摄的红山全景（包含布达拉宫）。这种利用摄影进行社交交往的方式展现了跨文化的创意。

第10世德木活佛是最早广为人知的藏族摄影家，自1925年起开始摄影，记录大量西藏僧俗人物、社会风情、传统文化及宗教活动等场景。他圆寂后，其子旺久多吉整理其照片并出版成书，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美籍奥地利探险家约瑟夫·洛克自1920年代起在康区等地考察，并拍摄彩色照片，部分于1931年发表于《国家地理杂志》，内容涵盖纳西人及藏族舞蹈中的阎罗王等。这些文章可能成为詹姆斯·希尔顿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香格里拉的灵感来源。

1924年6月，乔治·马洛里与安德鲁·欧文在尝试登顶珠穆朗玛峰时丧生。他们是否成功登顶，至今仍是登山历史上的“马欧之谜”。两人携带的柯达背心口袋照相机至今未被发现。若能找到，现有技术或可冲洗出胶卷，从而揭开谜团。

1999年，马洛里的尸体被探索队发现，但未找到相机。

2024年，欧文的部分遗骸在失踪百年后才被发现。

法国女探险家亚历山大·大卫·尼尔因隐秘潜入西藏，未携带相机。其著作《我的拉萨之旅》中的四张拉萨照片，均由藏族摄影师拍摄；她也成为首位在布达拉宫前留影的西方女性。

拉萨最早的专业摄影师可能是一位来自拉达克的穆斯林，名叫伊斯梅尔拉（Ishmael-la）。1924年，他拍摄了一名男婴的照片，并为顾客提供上门拍摄服务。使用老式木制相机，带有黑布遮挡。不确定他是否成立了工作室，但必定拥有暗房用于冲洗照片。随后，尼瓦尔摄影师巴颇那迪（Bhalpo Nadi）在拉萨市中心开设了工作室，顾客可在风景背景前摆姿势拍照。拉萨的尼瓦尔摄影师不止一位，例如1933年11月，第13世达赖喇嘛曾请拉萨的一位尼瓦尔摄影师为他拍照。

锡金最早的摄影师次登扎西除在拉萨开设立工作室外，还在噶伦堡和甘托克创办了锡金最早的摄影工作室。1939年，他《西藏镜报》刊登广告，出售蔡司Ikon相机及底片，并曾为锡金却嘉和不丹国王提供御用摄影服务。南嘉藏学研究所曾展出他拍摄的1940~1950年代锡金照片，纽华克博物馆则收藏了他拍摄的150张贵族活动影像。

意大利藏学家朱塞佩·图齐于1928年至1948年间八次入藏，探访阿里、卫藏、西藏中南部等地。图齐团队拍摄的上万张照片和底片中，包含了很多珍贵的佛教建筑、经卷、壁画、唐卡、雕像等作品，目前这些作品藏于意大利罗马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等地。

2018年，纽约亚洲协会博物馆展出了“未知的西藏——图齐探险之旅及唐卡艺术”展览。

庄学本在1934年至1942年期间数次尝试进入卫藏拍摄，但均未成功。期间，他在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藏族聚居地区拍摄了上万张照片，其中藏族影像成为西藏摄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0年5月，南京博物院展出庄学本与蓝志贵的藏族摄影精品。

1937年6月下旬，西奥斯·伯纳德从印度抵达拉萨，并停留至9月15日。在此期间，他拍摄了拉萨各大寺院的活动，使用了两万英尺电影胶皮和上万张照片。这些资料现由加大图书馆与加大菲比·赫斯特人类学博物馆收藏。

1938年12月，德国恩斯特·舍费尔西藏探险队获噶厦批准进入西藏。他们拍摄了2万多张黑白照片，内容涉及地貌、人物，动植物等，其中约1.7万张底片现收藏于德国联邦档案馆，2000张照片已公开在网络。此外，他们还拍摄了约2000张彩色照片，以及约4万英尺的黑白影片和4,000英尺的彩色影片。

1942年，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工伊利亚·托尔斯泰上校与布鲁克·多兰二世上尉作为罗斯福总统特使访问西藏，期间拍摄了2千多张照片。

1947年~1948年，德国高文达喇嘛与印度莉‧戈塔米夫妇在《印度图画周报》资助下前往阿里地区拍摄，记录了古格王国遗址、托林寺等古迹。部分建筑在特殊时期被毁，使这些照片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莉‧戈塔米拍摄的200多张黑白照片收录于《Tibet in Pictures》。

《西藏相簿》（Tibet Album）是皮特·里弗斯博物馆、牛津大学与大英博物馆的合作项目，收录了1920~1950年间英帝国官员在西藏拍摄的6千多张照片。摄影者包括查尔斯·贝尔、亚瑟·约翰·霍普金森（Arthur John Hopkinson）、伊云·纳皮恩、黎吉生、斯潘塞·查普曼、哈利·斯丹顿（Harry Staunton），以及贝尔的锡金籍副官饶登·雷布查（Rabden Lepcha），其中以黎吉生拍摄的数量最多。

20世纪50年代初，解放军进入西藏，随军摄影师开始记录相关影像。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央新影）制作了首部反映西藏的长篇纪录片《解放西藏大军行》。在摄影内容的分类上，影像叙事围绕西藏的“过去”和“现在”展开。中央新影制片厂拍摄了大量以“农奴制度的消亡”和“新西藏的诞生”为主题的作品，通过“旧西藏”与“新西藏”的对比展现社会变迁。

1952年，蓝志贵作为解放军第18军随军摄影记者入藏，配备135mm长焦莱卡相机和120格式禄莱福莱克斯相机，拍摄了解放军进军西藏、康藏公路建设、土改及西藏自治区成立等历史事件。他的作品《拉萨节日的欢乐》成为中国现代摄影史上首个获得国际金奖作品。

1976年后，由于大量汉族干部内调，西藏的专业摄影人才匮乏，吸引了众多对西藏风土人情感兴趣的摄影记者入藏拍摄。车刚以《西藏日报》记者身份进入西藏，直至退休，留下了《天路》等作品。作家陈琳整理了5千多张西藏黑白老照片，并自2013年起出版《老照片·新西藏》系列五辑，以千余张照片编纂西藏“解放”及建设的历史图像记录。

1991年8月1日，西藏自治区摄影家协会在拉萨注册成立。

荷兰摄影师玛莉‧坦‧沃尔德（Marieke ten Wolde）记录21世纪西藏的变迁，并于2013年出版摄影作品。

2021年8月25日，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与中国图片社主办的《西藏·70——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影像展》在拉萨宗角禄康公园开幕。展览展出跨越70年的200幅摄影作品，呈现西藏的社会发展、建设成就及人民生活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