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拉格比公学男孩，英文Four Rugby boys，指的是20世纪10年代，原西藏地方政府期望通过英国公学教育培养四位藏人为西藏现代化先锋的计划。

1912年8月，第13世达赖喇嘛自印度返回西藏后，提出选派一些“精力充沛、聪明、出身好”的贵族子弟前往牛津大学，接受“世界级的教育”，以推动“新政”，这一提议得到了查尔斯·贝尔的赞同。但是，西藏大贵族普遍不愿让子弟出洋留学，最终只能在中等贵族家庭子弟中遴选，确定四人：11岁的强俄巴·仁增多吉（བྱང་ངོས་པ་རིག་འཛིན་རྡོ་རྗེ）、17岁的僧人门仲·钦绕古桑（སྨོན་གྲོངམཁྱེན་རབ་ཀུན་བཟང）、16岁的吉普·旺堆罗布（སྐྱིད་སྦུགདབང་འདུས་ནོར་བུ）、16岁的索南·贡布·果喀瓦（སྒོག་མཁར་བ་བསོད་ནམས་མགོན་པོ）。

1913年初，四名男孩被送往江孜商务代办处，由龙厦·多吉次杰（ལུང་ཤར་རྡོ་རྗེ་ཚེ་རྒྱལ་）陪同。

1913年4月，英国政府决定由即将返回英国的巴兹尔·古德（Basil Gould）协助他们前往，并在抵达后的最初几周提供帮助。随行人员包括龙厦的妻子、负责翻译的莱登拉（ལེགས་ལྡན་ལགས་）、莱登拉的儿子及两名仆人。从一开始，英国人便感到龙厦的态度令人棘手。理论上，他仅是孩子们的陪同者，但在实际行动中，他自视为为“高级外交官员”，影响了整个计划的执行。

1913年6月28日，龙厦与四名男孩受到乔治五世国王、玛丽王后及主要内阁大臣的接见。龙厦向国王赠送了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礼物，并获得回赠。

原计划是将四名男孩进入切尔滕纳姆书院（Cheltenham College），但因该校已决定接收中国总统袁世凯的三个儿子，最终改为就读拉格比公学（Rugby School）。抵达英国后，他们最初居住在法纳姆，先在贝立兹语言学校学习英语。由于完全不懂英语和自然科学，课程从小学水平开始，重点补习英语及数理化，经过多年打基础后，方正式进入拉格比公学，史称“四个拉格比公学男孩”。

留学期间，一些私人事件也引发关注，例如龙厦的妻子曾“吸引”过果喀瓦的注意。

龙厦在监督四名男孩学习的同时，还曾前往过法国、意大利等国考察。这次旅英期间，他积累了不少见闻与经验，回到西藏后积极推动藏军现代化。1917年归藏后，他被任命为巴希列空（军粮局）主管（俗官），1923年升任藏军司令部顾问兼孜本，个人权势由此达到巅峰。

在拉格比公学完成学业后，四人进入专业课程阶段，各自选择不同领域：门仲学习矿业，旺堆罗布学习邮电，果喀瓦学习军事，强俄巴学习电力。期间，强俄巴还私下学习了枪支弹药制造。

旺堆罗布生于1896年，曾学习电报学、测量学与制图学。1917年归藏后，他被指派负责开发电报网络，但未能成功，随后被调任其他任务。

马丁·布劳恩（Martin Brauen）指出，旺堆罗布曾铺设江孜与拉萨之间的电报线路，使西藏初步建立起与外界的通信联系。但是，据拉鲁·次旺多杰所述，旺堆罗布在电报事业上最终未获成功，转任拉萨司法官（或市长）、警察局长，并负责接待英语访客，兼任翻译与向导。

门仲生于1897年， 在南约克郡格里梅索普煤矿（Grimethorpe）学习矿业工程，并在康沃尔的坎伯恩（Camborne）研习矿物学。1917年返回西藏后，他开始从事矿产勘探工作，但因被指控“扰乱神灵，破坏农作物”，最终被迫停止勘探。

1922年，门仲受原西藏地方政府委托，与英国地质学家亨利·休伯特·海登（Henry Hubert Hayden）合作在西藏勘探黄金。随后，他成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私人翻译，并于1923年担任拉萨警察局长，四品官。之后，他被降职为六品官职，并被派往阿里担任日土宗本。

1930年，门仲被召回拉萨。另外，他曾在罗布林卡和布达拉宫担任圣物保护员，并被任命为雪城的米本。

果喀瓦曾就读于伍利奇皇家军事学院，随后接受英属印度军队的军官训练，原本寄望于重组藏军。他曾短暂服役于皇家诺森柏兰燧发枪团，但因政治原因被派往康区边境哨所。1917年，他因肺炎去世。

据大卫·麦克唐纳（David Macdonald）记载，果喀瓦曾爱上了一位年轻的英国女子并希望迎娶她，但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拒绝了这一请求。

阿拉斯泰尔·兰姆认为，果喀瓦英年早逝，使藏军失去了一位具备军事经验的人才。但是，藏文资料记载，果喀瓦于1919年3月返回西藏，并在同年11月因疟疾在拉萨去世。

强俄巴，又称仁岗巴（རིང་སྒང་པ）生于1904年，是四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留英时间最长的一人。他曾就读于伦敦大学和伯明翰大学，主修电气工程。

1924年，仁岗巴返回西藏，利用从英国购置的设备在拉萨兴建了夺底水电站，并铺设电力线路，将电力引入拉萨活佛的夏宫罗布林卡。

在土登贡培的支持下，拉萨北郊扎塘修筑高大围墙，围内建有二层楼房，设仓库、宿舍及两个造币车间，形成“车布吉铸币厂”。夺底电站建成后，向该厂供电。期间，仁岗巴协助对铸币厂进行技术改造，将原本依赖人工的操作工序改为电动机械化。

除冬季河流结冰期间，夺底水电站长期为拉萨提供电力。“四个拉格比公学男孩”中，仁岗巴是唯一取得显著成就者。但是，他去世后，由于缺乏维护经费，夺底水电站逐渐荒废。

这一留学计划的实际效果备受质疑。龙厦之子拉鲁·次旺多吉（ལྷ་ཀླུ་ཚེ་དབང་རྡོ་རྗེ་）曾对英国间谍兼无线电操作员罗伯特·福特（Robert W. Ford）坦言：“这一实验并未取得很大成功。”不过，福特认为问题并不完全在这些男孩本身。他指出，仁岗巴是唯一在西藏取得成就的人，他修建了水力发电站，并铺设了电力线路，将拉萨与罗布林卡连接起来。

 历史学家阿拉斯泰尔·兰博（Alastair Lamb）也评价：“这一实验……几乎不能称之为成功”。他进一步指出，这些男孩受限于藏族既有体制，未能在此后对西藏的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

 1946年，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抵达拉萨时，四个“拉格比男孩”中仅旺堆罗布在世，且已是噶厦的高级官员。哈勒在1954年出版的《西藏七年》中回忆了与旺堆罗布的会面。在该书序言中，作家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称他为“西藏人从未重复过的明智实验的唯一幸存者”。 

彼得·奥夫施奈特（Peter Aufschnaiter）在《西藏八年》中写道：“我们于1946年1月15日到达拉萨。（……）一位戴着帽子的官员走向我们，态度非常友好。简单询问后，他表示会为我们安排新的住所。这位新朋友是拉萨的电气工程师。在获得政府许可后，他将我们安置在他家储藏室里” 。

随后，奥夫施耐特受原西藏地方政府委托，评估夺底水电站是否可扩建。在雷吉诺·福克斯（Reginald Fox）的协助下，他设计并建造了一座比原先更高效的发电站。 

阿拉斯泰尔·兰姆认为，这些留英藏人实际上被西藏的内部事务分散了注意力。英属印度统治的剩余时期内，这一实验未被复制，而门仲与果喀瓦则在西藏政府的安排下被引导至一条不能成功的道路。 

历史学家彼得·霍普柯克（Peter Hopkirk）认为，这一实验取得了部分成功。一位英国官员曾评价，这些孩子“出发时羞涩粗野，返藏时已能流利讲英语，并习惯了世界的礼仪。” 

阿拉斯泰尔·兰博则总结道，“四个拉格比男孩”对西藏的实际贡献微乎其微，这段经历也未使西藏更倾向于亲英。正因如此，在英属印度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间，这一模式未被复制，部分原因是藏人家长不愿送子女远送英国留学。西藏政府转而邀请英国教育家弗兰克·拉德洛（Frank Ludlow），后者于1923年至1926年间在江孜创办了一所英语学校。

藏学家阿里克斯·迈凯（Alex McKay）指出，三名幸存的“拉格比男孩”与在英属印度或江孜英语学校受教育的藏人，共同形成了“一个日益壮大的思想家圈子，欧洲游客在他们的陪伴下感到自在”，他们也被英国官员视为“一个主要的宣传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