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称“佛寺”、“寺院”、“寺宇”、“寺庵”、“僧坊”等，原是中国古代九个官署的事务执行机关，比如鸿胪寺、太常寺等；佛教则用“寺”来称僧众供佛和聚居修行的处所，与古印度的“僧伽蓝”相同，又称“道场”、“精舍”、“丛林”、“兰若”、“招提”、“刹”等。在狮子国城内的四忂道头都有“说法堂”，每天三次集众讲法。著名的无畏山寺有五千僧；寺东西十里有“支提精舍”，僧两千；城南的“摩诃毗可罗精舍”（大寺），僧三千。这三大寺分别代表了当时狮子国佛教的三大派别。众寺除了国家配给的田宅、民户外，还建有僧库，多用来储存珍宝。

作为修持、行道中心，最早的寺院形式是佛教徒为佛陀建立“精舍”，如“竹林精舍”、“祇园精舍”等，简称为“园”，比如“祇树给孤独园”、“迦烂陀竹园”等。僧众中的一类修持者，多选在山林、清净处、或露宿、或庵居、或窟住，这种称为“阿兰若”（意译“远离”，即远离村落器闹处）、“招提”（意译“四方住处”，无主人的住处）、“丛林”等。

佛寺的规模、大小不一，职能、结构不同。佛、阿罗汉的遗体或遗物，都被置藏在“塔”中，从而形成了塔崇拜，一些寺庙就是为“塔供养”而建。寺庙安置、供养佛像，也与当时大乘思潮的兴起和希腊艺术的影响有关。

公元5世纪初，法显游历天竺、狮子国，当时中天竺的寺院众多，有的可住达六、七百人；诸国的国王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众僧聚居和供奉对象，都按信仰派系区分。比如比丘尼多供养阿难塔，诸沙弥供养罗云塔，毗昙师供养《阿毗昙》，律师供养《律》，大乘人供养《般若》及文殊、观音等，都各有属于自己的节日。

在狮子国城内的四忂道头都有“说法堂”，每天三次集众讲法。著名的无畏山寺有五千僧；寺东西十里有“支提精舍”，僧两千；城南的“摩诃毗可罗精舍”（大寺），僧三千。这三大寺分别代表了当时狮子国佛教的三大派别。众寺除了国家配给的田宅、民户外，还建有僧库，多用来储存珍宝。

当时西域的佛教中心-中国于阗，最早就以赞摩寺和瞿摩底寺闻名中原，到了五代、宋代初时，它们仍然存在。于阗的王新寺（娑摩若寺）大约建造于公元4世纪初（见法显和玄奘的传记），“经三王方成”，其塔高约二十五丈，金银覆上，众宝合成。塔后佛堂，梁柱户扇窗牖（音yǒu），皆饰以金箔。僧房也严丽整饬，由岭东六国诸王供养。

唐玄奘、义净都前往了中印度的那烂陀寺留学，那烂陀寺是当时全印度的最高佛学院。

公元633年前后，该寺设有六院，住有各种学派的僧众万余人，常住僧大约四千人；到了公元675年，该寺增为八院，内有“外道”诸派十余个，僧众三千五百人。

自公元7-8世纪时，那烂陀寺成了大乘中观、瑜伽两派的学术中心，既是密教的重要理论基地，也是中国、朝鲜等地区的僧众，最为向往的留学和朝圣地。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寺院是北魏洛阳的永宁寺，其中有九层浮图（已毁），举高九十丈（一说四十余丈），塔上之刹，又高十丈，架木而成，以金作盘与铃。浮图以北为佛殿，形如“太极殿”，内置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五躯，玉像二躯；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璅（音zǎo）绮疏。时人以为“须弥宝殿，兜率净宫，莫尚于斯”。菩提达摩历涉诸国，惟叹此寺的精丽为“阎浮所无也”（见《洛阳伽蓝记》卷一）。

隋唐时期在全国范围大规模建寺，如隋代的大兴国寺、周武帝时的大云寺、唐玄宗时的开元寺等。重点寺院多属于佛学研习中心，因此成了诸大宗派形成的基地。如北魏的玄中寺被尊是净土宗的祖庭，陈隋之际的摄山栖霞寺是三论宗的重镇，隋代天台山的国清寺是天台宗的基地，唐代大慈恩寺、西明寺是唯识法相宗的活动场所，终南山丰德寺是律宗的祖庭，至相寺是华严宗的开山地，大兴善寺是密宗的创业处，嵩山的少林寺被传为是禅宗的祖寺。事实上，上述的寺院都不是某个宗派私有或专有。

当时的佛寺结构呈现多样化，大慈恩寺房舍一千八百九十七间，分属十余院；西明寺十院，屋四千余间。寺内设院是僧众生活规范化的一种标志，也显示了修持、研习、供养诸法门的专业化。主要建有佛殿、僧房、塔院、钟鼓楼等基地设施外，还有译经院、藏经阁、讲堂（法堂）、禅堂、戒坛、上座院等。有的寺院是依照崇奉的主尊建造，记载中有观音院、文殊阁、普贤堂、华严院（主供卢舍那佛）、菩萨堂、罗汉堂、净土院、三阶院，以及为皇帝立像的真容院、圣容院等。也有以“院”为名的寺，如长安“草堂寺”，曾改为“建福院”。护法神多为四大天王，则供于天王殿。由于信奉的主尊不同，寺院的性质也略有差别。

比较普遍供养的是佛陀（阿难、大迦叶作侍）、阿弥陀佛（观世音、大势至作侍）、毗卢佛和三世佛（即迦叶、释迦、弥勒）。

唐代有菩萨寺，随着菩萨信仰的增长，南宋以来，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分别成了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大菩萨道场，被称为佛教的“四大名山”，寺内塑立罗汉，但是始终没有独立供奉罗汉的寺院。自从南朝建有“定林寺”，隋代创建“大禅定道场”，到了中唐时期禅寺兴盛，同时，律寺也取得专业的地位。到了两宋时期，禅寺风靡全国，就有了“五山十刹”的建立。元代时盛行南禅北教，“教”以华严宗、天台宗、法相宗为主，即以经教为寺院的要务。明代的寺院为为三类，即禅、讲、教，彼此的界限相当严格。宋、明时期以后，三教融合渐成定势，不但可以在道观中供奉佛像，佛寺的造像呈现了多元化。据明传灯撰《建关岳二王祠疏》中记载，寺中伽蓝神，多祀关羽父子，至建高明寺，又置岳飞为护伽蓝神，即“创二王之殿于大佛之东西偏”。

藏传佛教兴起后，寺院建筑增添了密教内容。在清代，黄教（格鲁派）寺院在藏地约有四千所，内蒙古地区约有一千所。西藏民主改革以前，藏地实行“政教合一”的体制，因为文化教育容纳了佛教范畴，所以寺院的社会职能与汉地有很大的区别。佛教寺院遍及所有的佛教信仰国家、民族和地区，且无不与本地的文化传统、民间习俗、宗教观念和社会需要等发生密切关系，因而各有特点，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各自的文化形态和大众心理。

中国的寺院按僧人性别区分，有僧寺、尼寺之分，按其与国家（朝廷）的关系，有敕建和非敕建之分。非敕建的寺院，是民间或僧尼自发建造，大小不等，数量众多；有些有佛像，有些是草庵、洞窟；大都有自己的经济来源。在历史上，因为寺院经济也是社会整体经济中的重要部分，与世俗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历来都被当政者关注，并力图加以控制。佛教的盛衰、消长，也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

寺院的建筑、造像、壁画、经书以及法器等，都是历史的见证，具有一定的文史、艺术价值。在中国，很多古寺都在建国后，被列为国家或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