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公元664年），通称“三藏法师”，又称“唐三藏”，俗称“唐僧”，他是唐代僧人，汉传佛教的五大翻译家之一、旅行家、法相宗的创始人。

据《续高僧传》卷四、《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玄奘法师行状》、《玄奘法师塔铭》等记载，玄奘俗姓陈，名祎（yī），洛州缑（gōu）氏（今河南偃师）人，但是关于他的世寿说法不同，有63、64、65岁的说法，他出生在一个儒学官僚家庭；由他的二兄-长捷法师带往洛阳净土寺居留，他得以受到佛教的熏陶，于13岁时出家。

隋末，洛阳兵饥交加，玄奘与二兄前往长安，随后辗转来到成都。

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玄奘受具足戒，当时的政局稍微稳定，于是，他结伴商旅到了三峡，游历荆扬、北上燕赵，后来又回到了长安；他所到之地都是佛教义学很发达的位置，他随行参访、博闻勤学、诵讲并重，因而得以看见全国佛学的概貌，并与当时盛行的佛学思潮交流，包括三阶教、成实学、涅槃学、三论学等，他关注的重点是瑜伽行派的两支，即摄论学和地论学，还有以说一切有部论著为主的毗昙学，在深入的接触中，使他逐渐觉得国内佛教在义理上的分歧，已经到了“率土怀疑，莫有匠决”的程度。

据《慈恩寺》记载，当时涉及的问题“百有馀科”，玄奘自言它们主要集中在佛性是当是现的理解上，即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并由此触发了他出国留学、探求佛教真理的直接动机。

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玄奘向唐王朝陈表西行，朝廷诏令不许，但他还是冒禁令走出了长安、偷渡玉门关，他抵达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后，受到了高昌王麹文泰母子的礼待，还为玄奘剃度了4名沙弥做侍伴，高昌王为他筹置了往返20年的资金，还递书西域24国请代为护送，当时的高昌与正控制西域路上的突厥交好，使得他顺利到达活国（今阿富汗昆都土），经过迦毕试（今喀布尔北）后，进入了北印度，在这里，他游历了说一切有部的传统领地和瑜伽行派发源地-犍陀罗、迦湿弥罗，并为后来的参学作了进一步的语言准备。

接着，玄奘转向去往佛陀住世时的故乡，还巡礼了佛陀的出生地、初转法轮地等多处佛教遗迹，由此他南渡恒河，到达佛陀住世时的主要活动地区-摩揭陀，进了五印学术水平最高、最集中的那烂陀寺。

此时距离玄奘离国，已有5年。

在那烂陀寺时，玄奘主要师从瑜伽行派的论师戒贤学《瑜伽师地论》，还广习大乘中观派、小乘诸宗论著，也涉猎声明、因明、医方、术数等俗学，还有《吠陀》在内的其他教派典籍。

玄奘在那烂陀寺度过了5年，随后又前往中印、东印、南印和西印的诸国游学，转而来到了北印的钵伐多（今巴基斯坦旁遮普邦），他在此地呆了2年，重点学习正量部的要典，接着又折往那烂陀寺，之后的3年，他就在那烂陀寺附近向诸多名师质疑问学。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初，玄奘萌发了归国的念头，他准备东归时，戒贤请他为寺僧主讲瑜伽行派诸论，由此而引发了系列的学术争论。

当时，那烂陀寺的中观派论师以《中》、《百》论旨，认为瑜伽行派推崇的圆成实性应该遣除，玄奘撰写了《会宗论》3000颂，用以调和二派的对立，结果取得了理论上的胜利，使他的声誉大振。

同时，南印度王灌顶师-般若毱多，明正量部义，造《破大乘论》700颂。乌荼国小乘师上呈摩揭陀国-戒日王，要求与大乘师对决是非，正量部是当时最有势力的佛教部派，戒日王下令戒贤出来对应，玄奘被推选为四个代表之一。

而婆罗门持顺世外道四十义在那烂陀寺论难，玄奘力驳数论、胜论和其他外道的谬误与陋习，再得知《破大乘论》的内容后，作了《制恶见论》1600颂。

玄奘的学说引起了东印度迦摩缕婆国-童子王的关注，并遣使将他迎到国内供养，玄奘为国王广破邪徒，造《三身论》300颂。数月后，童子王与玄奘一起，沿着恒河上溯，奔赴戒日王在摩揭陀-曲女城举行的五印学术集会，以观支那法师之论。参加集会的有18列国的国王及使臣队伍，大小乘僧3000余，婆罗门及尼乾外道2000余。玄奘作为论主，宣说《制恶见论》，“别写一本，悬会场门外，示一切人”。玄奘在回忆这次集会时说：“当时诸王及千百徒众，定其深浅。此立大乘之旨，彼竖半教之宗，往复之间，词气不无高下，务存正理，靡护人情”。辩论的结果是玄奘全胜，并赢得了“大乘天”（大乘佛教）、“解脱天”（部派佛教）的声誉。

据传《制恶见论》的要点，集中在《真唯识量》，因为此量是针对正量部的问难，捍卫了唯识的宗旨，所以它的因明形式是出于论战的需要，有特定的条件性。

玄奘参加完戒日王在钵罗耶伽国（恒河与朱穆那河汇流处）举行了五年一度的无遮大会后，就踏上了归国的路程。

玄奘抵达于阗（今新疆和田）后，就上表唐朝廷请求归国。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玄奘奉命回到了长安，并受到了隆重的欢迎，随后被安置于弘福寺。此时正值唐太宗准备东征，戎马倥偬（zǒng），不过，唐太宗还是在洛阳接见了玄奘，试着劝说玄奘从政，而玄奘是申请了专事译经，唐太宗敕令房玄龄筹办一切，并在全国征集最有学识的名僧高德，组成了中国佛教历史上规模最宏大、分工最细密的国家译场，同年六月，玄奘译出《菩萨藏经》，开始了之后的译经事业。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太宗亲自为玄奘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子（即唐高宗）则撰写了《述圣记》、《菩萨藏经序》；同年冬，大慈恩寺建成，还特别建造了译经院，命玄奘为该寺的上座，并下诏移此翻译。

玄奘成了名副其实的法门领袖。

武则天当了皇后，开始崇佛抑道，使得玄奘的地位再次上升。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朝廷重派朝臣参与玄奘的译经事业，并为慈恩寺撰文立碑；唐高宗的幼年师父-宝乘出家为尼，以玄奘为阿阇黎；武则天生子时，请玄奘为孩子剃发，并赐号为“佛光王”。

显庆三年（公元658年），西明寺建成，敕给玄奘上房1口，沙弥10人。玄奘上表，并以皇帝、皇后二圣并称，曾提出更改道先释后这个有关李唐宗系政权的敏感问题。

唐王朝为玄奘组织了两次译场，分参与笔受、证义、证梵、缀文及从事字学、书写等，属于集体译文，官方监审。但不久“翻译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到唐高宗时，又恢复了早先的译场方式，玄奘提出“五不翻”原则，反对“畸文”、“畸质”两种极端，是古代翻译信、达、雅的典范，他还重视讲授，“黄昏二时讲新经论，及诸州听学僧等恒来决请义”，“日夕已去，寺内弟子百馀人，咸请教诫”，也常与“诸德论西方圣贤玄义，诸部异端”，高论剧谈，开拓视野，使唐朝的佛学得到了全面提升。

玄奘的译籍，称为“新译”，与之前的“旧译”相对，形成了后来中国佛学的两大来源，他重点译介的是瑜伽行派和说一切有部的论著，由此形成法相宗和俱舍新师，同时带动了因明学的兴盛；他还翻译中观派的名作，并重新组织翻译对中国佛学影响巨大的般若经类，共600卷；他还译出胜论学派的经典《胜论十句义论》，他基于对自身学术的自信，对其他异说采用宽容态度，即坚持“务存正理，靡护人情”的原则，也多取兼容圆融的态度。

玄奘在印度的学术著作，没有被介绍回来。

玄奘的西域之行，扩大了唐王朝对外的影响和全面交流，由辩机记录，为唐太宗特撰的《大唐西域记》，至今还是重要的文献资料。

玄奘回国的次年，戒日王遣使到长安，唐太宗命梁怀璥持节慰抚，密切了中印的交往。后世称玄奘是开辟中印友好关系的文化使者。

玄奘从西域带回了各种典籍，共有520夹，657部，除佛典之外，还有因明、声论等典籍，总共所译凡74部，1335卷。此外，玄奘还应天竺僧俗之请，将《道德经》、《大乘起信论》译为梵文，在他的带动下，佛教界再次掀起了前往印度留学的潮流，同时还携带了大量中土典籍西去。中印双向的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历史新高。

最能代表玄奘思想，是他晚年编译的《成唯识论》，这部著作总结了瑜伽行派在印度发展的最高成就，将唯识无境的哲学和转识成智的实践，联结成一个严密的逻辑系统，也从理论解决推动他出国问学的主要困惑。按《成唯识论》的解释，众生的种姓是由第八识中种子决定的，种子分有两种：一是本有，二是新熏，承认本有，表明种姓是先天的，肯定新熏，表明种姓是可变的，种姓的可变与否，全决定于外在的熏习，即后天的实践和学习。

玄奘的门徒众多，声誉直达朝鲜、日本，很多慕名者都竞相来学，由于彼此的理解不同、阐释有异，将玄奘的教义分成两个系统：

一、窥基的慈恩宗系，主张佛性有理、行之分，行佛性是成佛的内在根据，并非一切众生都有，五种姓中一分有情，就永远不会成佛；

二、圆测的西明寺系，又称新罗系，与“旧译”的联系较多，坚持玄奘肯定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由此引起二者对心性等不同的解释。

代表玄奘法相宗影响后世的，主要是窥基系的慈恩宗。

法相宗是以法相立宗的派系，与着眼佛性的禅宗不同，法相宗着眼的是佛法，是研究佛法和实践佛法的宗派。

当年，玄奘前往印度就是为了搞清当时国内纠结不清的唯识理论，并实地考察了佛陀的事迹及留存的遗迹，全面学习和了解印度佛教修行的理论及实践方法，他回国后致力于经书的翻译，他的翻译事业得到了唐王朝的支持，他翻译了数千卷的经书，被誉为正遍知、法门领袖，并被唐王朝视为国宝，他追究唯识论的真谛，在理论实践的影响和意义上都极其深远，特别是在修证的实践问题都具有指导作用。

法相宗所传唯识因明学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律宗的道宣专事四分律的宣扬，在理论上吸收了玄奘唯识学的观点，以阿赖耶识所含藏的种子（功能）思心为戒体，称为心法戒体论（戒弟子从师受戒时，在精神上构成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称为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