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学是运用文学形式来生动反映或表现佛教的内容，塑造出具体可感的佛教形象艺术，主要分为狭义与广义，狭义是指富于文学审美性质的佛教典籍；广义包括了佛教典籍中的某些文学思想和僧侣文学的审美活动、佛教与文学的相互关系和世俗文人的有关文学创作。

佛教初传时，为了吸引文化水平较低的贫苦百姓，就采用了浅显、近乎口语的方言，通过大胆、奇特的艺术想象，用故事和寓言的形式呈现，将抽象的佛教理论具体化、形象化。原始佛典因此具有了文学性质的感染力。

大乘佛教兴起后，众多婆罗门皈依佛教，促使佛教接受了梵语，佛典中出现了大量的韵文和诗偈，增加了文学的韵味性，这就形成了佛典文学。南传佛教中使用巴利语，北传佛教中使用汉语、藏语，在其他民族中还使用其他相关语文，这为佛教吸收流传地区文化提供了极大方便，也使佛典文学更加丰富多彩，佛教文学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佛传文学，描绘、讲述佛陀的诞生、成长、出家、修行、得道、说法、度众、涅槃等生平事迹的佛典，因为内容丰富、生动，情节曲折、完整，人物鲜明、可感，想象奇特、怪异，所以被视为文学作品，诸如汉译《瑞应本起经》、《普曜经》、《佛本行集经》等，有散文体，还有长篇叙事诗。还有记述佛弟子本事的《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杂宝藏经》、《摩登迦经》等，也被视为是广义的佛传文学。

二、赞佛菩萨文学，歌颂佛陀的功德、神威和描绘佛国净土的庄严、美妙的佛典作品，前者以本生故事为主，如巴利文写成的《佛本生经》，一共收录了547个故事（也有重复故事），汉译代表作《生经》、《六度集经》、《菩萨本生鬘论》、《菩萨本行经》、《大方便报恩经》等。此外《贤愚经》、《杂宝藏经》及一些大部佛典也收入不少。本生经的体裁有格言、诗歌、神话、传说、寓言、传奇故事等，故事结构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佛陀现世的情况；二是他过去世的情况，这是故事的主体，这时的佛陀可以是国王、贵族、婆罗门、商贾、修道者、贫民、穷人等，也可是猴、鹿、鸽、兔等动物，这部分主要写他（它）们精进修道的善行；三是联结语，指明过去世与现在世的关联，以《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为主，盛赞佛国净土的栏楯楼台、珍禽异兽、七宝池、八功德水、金银琉璃等，及所居者多寿考无限、尽善尽美，这类作品的场面宏大，浓墨重彩，极富有渲染力。

三、譬喻经类文学，用生动的譬喻，将抽象教义故事化来教化的佛典文学作品，包括Avadana、Upama两种，Avadana原指篇幅较大、注重寓教义于故事的寓言，在汉译譬喻经中著名的有《百喻经》、《杂譬喻经》、《旧杂譬喻经》、《杂宝藏经》、《贤愚经》、《出曜经》等，譬喻类经的故事结构有一定的模式：一篇一个故事，围绕一个主题，叙述形式是开场白、主题转折、结尾、训诫。

四、因缘类经文学，讲说佛教因缘业报故事的佛典，此类作品主要集中在律部，汉译作品主要有《撰集百缘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贤愚因缘经》、《杂宝藏经》等，此类故事大都较长，结构类似佛本生经，本生经多讲佛的前世，因缘经多讲果报，本生经有动物寓言，因缘经则纯为人事。

五、禅宗文学，佛教传入中国后，吸收了汉文化的传统，佛教文学上又出现了新的形式，中国禅宗典籍中的文学内容，包括禅门的诗歌和灯录、语录，诗歌是指禅者悟道时创作的诗、偈、歌、颂等，主要作品有《信心铭》、《证道歌》、《参同契》等，灯录、语录主要指禅宗传入的承传和教学中有趣味的故事，及富有个性化的应对语言的机锋，又称公案文学这里回顾，主要见于《坛经》、《五灯会元》、《古尊宿语录》、《祖堂集》、《宗镜录》、《碧岩录》、《指月录》、《从容录》等，此类作品的故事短小，语言诙谐幽默、嬉笑怒骂、机智巧辩，对通俗叙事文学影响深刻。

六、佛教说唱文学，自唐代兴起以宣扬佛教教义为主要内容的说唱文学作品后，直接导源于南朝时兴起的宣讲佛教经纶的三种方法：唱导、梵呗、转读。因为诵读、讲说、歌唱、赞叹相结合，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开创佛教说唱的先河。佛教说唱文学以变文为主，还有在变文基础上衍生出的宝卷、诸宫调、弹词、鼓词等。佛教的变文有两种：一是讲经变文，二是佛教故事变文；佛经变文有《佛说阿弥陀佛讲经文》、《妙法莲华经讲经文》、《维摩诘经讲经文》等，专取经典内容中有趣味的部分形成变文，对经典进行解释；佛教故事变文有《大目犍连冥间救母变文》、《地狱变文》、《丑女变文》、《降魔变文》、《破魔变文》等，多取自佛陀与弟子的故事敷衍而成。

佛教变文吸取了天竺散韵重叠的表现形式，以中国诗文为载体，夹杂民间曲调，唱白并用，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边唱边讲，唱多讲少；句式有五言、六言、七言；其中以七言为多，占百分之六十五左右。宝卷形成于宋，盛行于明、清，题材多取自佛教故事，主要宣扬因果报应的思想。形式以七字句、十字句的韵文为主，主要作品有《香山宝卷》、《鱼篮宝卷》、《目连三世宝卷》、《五祖黄梅宝卷》、《销释金刚科仪》等。

佛教除了自身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学魅力外，还以其独特的教义、超奇的时空观、丰富的体彩、全新的遣词、完整的叙述给文学以巨大的影响。

在佛教的诞生地天竺，佛教创立伊始就与天竺文学相结合。印度教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就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摩诃婆罗多》中的《薄伽梵歌》就宣扬了佛教超脱业报的思想，佛教的一些典籍也被记录在两大史诗的插话情节，使它成为宣扬佛教教义的有效形式，如汉译的《大庄严经论》卷五介绍了《摩诃婆罗多》的故事；《杂宝藏经》卷一《十奢王缘》和《六度集经》卷五《未名王生经》中的第46个故事《猴王》，则较完整地保留《罗摩衍那》的主干情节。

古典梵文的其他文学名著《沙恭达罗》、《鸠摩罗出世》等，都深受佛教的影响。

佛教向外传播到过程中，与当地文学互相渗透，形成了新的文学。在中国南朝以来的小说等叙事文体的创作，从内容、主题、题材、人物到情节、结构、语言、叙述方法、思维方式等，都直接受到佛教经典《维摩诘经》、《百喻经》等的影响；齐梁时期韵书的大量出现和汉字四声的发现，及诗歌创作中的“八病”制定，也是受到佛教悉昙、梵呗、转读、唱导的启发；文学理论批评中的许多概念、范畴、术语，都直接从佛教经论中移植。一些本土原有的文学批评的范畴，也被赋予了佛教的内涵，佛教与文学批评融合而生的意境、虚静、性灵、神韵、诗禅等，具有民族特性的审美范畴，也为中国诗歌带来了全新的境界。

在佛教队伍中还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诗歌创作的诗僧，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位置。

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些文学流派、团体，如东晋的玄言诗派、晋宋的山水诗派、萧齐的竟陵八友、梁陈的宫体诗派、宋代的江西诗派、明代的公安派、清代的性灵派等，都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著名文人，如谢灵运、刘义庆、萧衍、王维、杜甫、白居易、柳宗元、李贽、汤显祖、吴承恩、曹雪芹等，不仅礼佛、敬佛、信佛，与佛教僧侣密切交往，还大量创作了崇佛的文学作品（包括诗、文、戏剧、小说等），用文学形式直接宣扬佛教的思想，增强了佛教的感召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把文学当成佛教的传声筒。

中国西藏、内蒙古及蒙古国的文学，都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

日本平安时期的著名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充满了佛教因果报应的思想，这种思想还成为组织故事和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江户时期的俳句《俳谐次韵》是禅味浓厚。

朝鲜李朝时期的长篇小说《玉楼梦》宣扬了红尘苦海的思想，把佛教作为战争中获胜的手段，贯穿在情节的发展过程里。

缅甸接受上座部佛教，著名的四言长诗《修行》、《祈祷》、《布利达》、《九章》，就是根据巴利文佛本生故事改写而成。

爪哇岛的长篇叙事诗《阿周那姻缘》，借用了天竺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故事，歌颂本国国王爱尔朗卡恢复统一的丰功伟绩。

泰国、越南、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国的文学多受巴利文佛教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