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远，他生活在公元334年-公元416年（或公元417年），他是中国东晋时期的僧人、佛教思想家。

据《出三藏记集》卷一五、《高僧传》卷六、《弘明集》等记载，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今陕西宁武）人，家世不详。

慧远十三岁时，随舅舅令狐氏游学许昌、洛阳，他博综六经，尤其善长《老》、《庄》。

二十一岁时，慧远与慧持一起投奔在太行恒山（今河北阜平）传法的名僧道安，由此落发为僧。其后跟随道安一起南下襄阳，大约居住了十多年。

因为前秦的苻丕围堵了襄阳（公元379年），于是道安分遣自己的徒众，慧远经由荆州来到寻阳（今江西九江），而停留在庐山。

东晋-太元六年（公元381年），慧远先后住留在西林寺、龙泉精舍、东林寺，直到他去世，“三十馀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世称“庐山慧远”；他的佛教事业，主要是在这个时期成就。

当时正值东晋权力斗争的时期，与北方诸秦的对立也没得到缓解。慧远对于各种政治势力不即也不离，不疏亦不附，均获得一致的尊崇与扶植。比如掌握军政大权的荆州敕史殷仲堪，诛杀殷仲堪图谋篡权的恒玄，参与声讨恒玄的何无忌，以及晋安帝本人，甚至还有公开造反败杀何无忌的卢循，而后讨伐卢循、取代晋王朝的刘裕，他们都与慧远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即使在北国新建的后秦-姚兴，也再三“致书殷勤，信饷连接”。庐山佛教成了当时唯一能够联结南北各族、交接各种势力，而保持宁静的文化基地。

慧远在中国佛教思想的建设上，是一位具有独创性的人物。他与戴逵「论因果报应」，与何无忌「辩僧侣袒服」，与恒玄争「沙门不敬王者」，力图使佛教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具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自在的地位。

慧远也与鸠摩罗什论色、论法、论法身，谈空说有；支持佛陀跋陀罗的禅法，提倡西方净土，并力图糅以传统的思想观念，使得佛教逐步按中国化的方式向前发展。

慧远将佛教分为二种：“一种处弘教，二种出家修道”。“处俗”与“王制同命”，即不容与传统伦理和社会道德有差异；“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这是佛教的律仪与世俗礼数差别不同，彼此不能混同，但是也不妨害“协契黄极，大庇生民”这又与“处王侯之位”者相同的根本宗旨。用“方外之宾”来定位自己的身份，将“协契皇极”作为自己的社会职能，亦成了中国佛教此后遵循的主要信条。

慧远跟随道安在襄阳时期，主要讲习「般若学」。但他不是就经讲经，而是“引用《庄子》义为连类”，他是“格义”派的大家，他的儒学造诣很深，曾讲解《丧服经》。慧远完全是用中国的传统思想，来诠释外来的佛理。

慧远在庐山时，重点组织译介“阿毗昙”、“达磨多罗禅法”。“阿毗昙”是他质疑鸠摩罗什的大乘空宗，坚持自性实有，“定己性于自然”的佛典根据；“达磨多罗禅法”开创的是禅宗自诩“教外别传说”的先河。其“于寺内，别置禅林”，也被禅宗视为禅家的典范。其“于精舍无量寿佛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被认为是净土宗的始举，后人记载有“十八贤”、“百有二十三人”参加，并命名为“白莲社”。

慧远的主要理论成就，是改造了城外佛教的“无我”说，给中国佛教确立了“神不灭”的根本观念。

“形靡神不灭”的思想，在中国的早期译籍中已经存在，到了慧远，始终是以自觉的、系统的论述。他支持这一观念的，主要来自《庄子》的“以人为羁，死为返真”。

“神不灭”说特别受到中国儒家的赞赏，因为神识不死，也为祭祖尽孝提供了根据。但是就慧远本身而言，“神不灭论”是为“三世轮回，因果报应”和“西方净土”的存在作解释。

慧远著作的《法性论》“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说明“泥洹常住”，涅槃即是永恒。这也使佛教全面的转移到有“我”的基础上，给《大般涅槃经》类似弘扬“常乐我净”的“涅槃四德”，创造了思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