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世纪下半叶，俄·罗登喜饶（即具才智）在桑浦寺授徒数以千计，亦是藏传量学史上的一个盛举。随后，桑浦寺成了藏区传授量学的一个中心。还有夏玛桑杰，译出了陈那的《集量论》，他是一位居士，表明当时的量学不仅在寺院内，在社会上也有传播。

公元12世纪上半叶，桑浦寺的第六任座主-恰巴·法狮子创立了“堆扎摄义学”，广泛地应用于其他学科，使它成为研习学问的一种有力的工具，进一步加强了桑浦寺成为量学研讨中心的地位，至今延续未断。

之后的一百年，藏地又掀起了一个研习量学的高潮。萨迦派的第四祖-萨迦班智达撰著了《正理藏论》，他突破了解释原著文句的局限，对恰巴和许多前辈的见解，有继承也有批判。此书不仅在萨迦本派用为讲授量学的基本读物，也被其他教派当作重要的参考书。

公元13世纪时，诸派的许多大师都有关于量学的撰述。噶当派的世尊正理剑，有总论量学七书和专论《量决择论》的两部书，都取名为《庄严花朵》。夏鲁派的布顿著有《量决择论阐明文义疏》。萨迦派的喇嘛丹巴·福幢著有《量评释论注疏·嘉言心要》和两部总论量学七书的著作。因为都是继承寂护著述的书，所以后续著作都命名为《摄真实义》。

萨迦派还有一个讲传量学的中心，即藏北澎域的“北方那烂陀寺”。有绒顿·说法狮子和弟子马尔康·称贤、无垢妙慧等，对陈那、法称以及萨班的量学重要著作各作了注疏。萨迦派的量学学者还有郭邬然巴·福狮子、洛邬堪钦·福天成，都以讲授萨班的《正理藏论》为主。

到公元14世纪末，格鲁派的宗喀巴进一步发展了藏传量学，被称作“新因明”（新藏学）。“新因明”之说，在古印度以陈那为界；在西藏先是以俄译师为界，玛善慧以前为“旧因明”，后来又以宗喀巴为界，其前为“旧因明”。其前讲量学大多以《量决择论》为主，宗喀巴改《量评释论》为主，二书的作者是同一个人，而后者比前者多一个《成量品》，主要讲如何证明佛陀是真正的“量士夫”。他认为量学不仅是外道与内道共同的推理工具，其中还含有从凡夫到达成佛的途径，以此内容写出了《量道谛成》一书；宗喀巴的弟子-贾曹杰所写的量评释论广释题名《无倒阐明解脱道》，鲜明地点出了旨趣。宗喀巴一生讲授量学多次，但没有来得及地写出系统性的量学著作，只有两种小书，一是《量道谛成》，另一种是《量学七书入门祛蔽论》，两书合起来构成宗喀巴关于量学的纲领。另外还有一些由他的弟子记录讲授《量评释论》之《现量品》的“随闻录”。宗喀巴的弟子如贾曹杰、克珠杰、根敦朱巴等都有关于量学的巨著（《量评释论》《量抉择论》《量学七书》）。其后格鲁派各大寺院（包括内蒙古、蒙古国）多有各自的量学教本，晚期尤以讲“堆扎摄义学”者最多。

公元15世纪以后，除萨迦、格鲁两派外，其他派别关于量学的著作还有噶举派黑帽系七世法称海的《量学典籍渊海》（汉译《因明学汇集》）。该书完全不借助于藏族先贤的注疏，直探古印度各家的原著归纳而成，其优点是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利弊是过于浅显，有违本义。此外，噶举派的主巴·白莲有综论量学七书的短篇两种。宁玛派原以密乘修持为主，后来讲传显乘教理的逐渐多起来。

藏传量学因明的特点是：

一、译出陈那、法称及其传人的论著比汉文多，注释更完备。主要传承的是法称的「因明学说」。

二、重新组织量学体系，除“因明”外，还包括“心明”。

三、把因明与内明结合起来。

四、注重因明的实际应用。

五、创立了“堆扎摄义学”的教学方式。

六、注重口头辩论，严格使用“应成论式”。

七、为求在辩论中立于不败之地，对每一个概念（或范畴）的内涵与外延都力求缜密入微，不嫌冗（音rǒng）长。

八、讲传有固定的组织和学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