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教，又称”教相判释”、”教判”，学术上称为“判教理论”，即判别解释佛陀一生言行教法的差别理论。

大乘佛教在传入中国后的诸多教典，佛教僧众就以其具体教说的形式、方法、内容、意义等，逐一进行分类而判别教说的体系，以证明佛陀言行的真意。这个传统上，认为佛陀的言行因缘和合因时而生、应对象根机、翻译等问题差异，义理也互有出入，之后就有了“教相判释”。

在古印度佛教的三大派系，中观、瑜伽、如来藏，重新诠释了”三转法轮”，以声闻为初转法轮的方便说（属小乘佛法）；自宗是最胜法轮了义教，判他宗为不了义。早在部派佛教时代，就有人探讨佛所说经是否皆为了义的问题。据《异部宗轮论》记载，大众部主张“世尊所说无不如义，佛所说经皆是了义”；说一切有部则认为“世尊亦有不如义言，佛所说经非皆了义，佛自说有不了义经”，不了义经是“假施设，有别意趣”，应求“此经意趣”，别为解说。

大乘佛教时代，龙树菩萨认为佛经有“易了义”和“深远难解义”，主张佛陀为了应机设教的方便，则有了义说和不了义说；龙树菩萨还立了四种悉檀，以世界悉檀、各各为人悉檀、对治悉檀、第一义悉檀，通摄佛说。无著菩萨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主张“复有四种意趣，四种秘密”，依照平等意趣、别时意趣、别义意趣、补特伽罗意乐意趣，即“一切佛言应随决了”。

汉传佛教认为，佛陀会依据弟子的不同根性，因时因地，分别给予不同的教法。由此还产生了：天台宗-“五时八教”，法相宗-“三时教”，华严宗-“五教十宗”等教判学说。
判教盛行于中国南北朝时期，当时盛有“南三北七”之说。天台宗-智𫖮大师改”易顿”、”渐”、”不定”等三种教相，称“五时八教”。三论宗-吉藏大师则立”声闻”、”菩萨”二藏，在菩萨藏中又别开”根本”、”枝末”、”摄末归本”三法轮，称”二藏三转法轮判”。法相宗-玄奘大师依照《解深密经》、《金光明经》等，”立转法轮”、”照法轮”、”持法转”的“三时教判”，玄奘的弟子-窥基又发展出“三教八宗”的教判。华严宗-法藏大师在《华严经探玄记》中，又别立了”五教十宗”。智懿大师创建天台宗时，贡献了新的判教理论，他提出分五时教、化仪四教与化法四教的三部分，合称“五时八教”，此判教法也是中国最通行的判教。

在藏传佛教的宁玛派中，将佛教分为九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是共三乘，事续、行续、瑜伽续是外三乘，最高级是内密三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