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典汉文翻译是中国汉地佛典翻译的活动。自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安世高译出《明度五十校计经》起，到北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朝廷解散翻经院，大规模的佛典汉译持续了近九百年，期间经历了大约四个时期：

一、东汉至西晋时，为初译期。译典原本以“胡本”为多，译者多为西域僧人，故为西域僧主译期；

二、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时，为兴盛期。译典原本多为“梵本”，也有少量“胡本”，译者梵、胡、汉僧及中国文人皆有，故为中外共译期；

三、隋唐时，为鼎盛期。译典原本皆为梵本，译者以汉僧为主，并有少量梵僧和胡僧，故为汉僧主译期；

四、北宋时，为衰落期。所译佛典较少，且以密宗居多，译者梵僧、汉僧皆有。佛典汉译九百年间，共译出佛典二千一百余种，六千余卷。

译者中有姓名记载的大约二百多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四大翻译家”，即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另一说是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义净），及安世高、支谶、竺法护、觉贤、昙无谶、菩提流支、实叉难陀等。

佛典汉译起初是个体行为，后来成为一种集体工作，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译场和组织。其中著名的有僧团办的东晋的庐山般若台、陈代的广州制旨寺；有官办的后秦的长安逍遥园、北凉的姑臧闲豫宫、东晋的建业道场寺、刘宋的建业祇洹寺、萧梁的建业寿光殿及华林园、元魏的洛阳永宁寺、北齐的邺都天平寺、隋代的长安大兴善寺及洛阳上林园、唐代的长安弘福寺及慈恩寺、北宋的开封兴国寺佛经院等。

佛典汉译的方式和程序，初期是“口授”（由外僧口头背诵佛经）、“传言”、“度语”（外僧或汉族僧侣口译成汉语）、“笔受”（笔录成汉文）。随着翻译规模的扩大和译者人数的增加，译典有了较为细致、具体的分工，如前秦、后秦时，长安译场译《鞞bǐng婆沙论》，罽宾僧人-僧伽跋澄口授，昙摩难提笔受为梵文，佛图罗刹传译为汉语，敏智笔受为汉文，赵政正义，道安校对，比初期时增加了记录梵文、正义和校对三道手续。

鸠摩罗什翻译时，参加人数多达二千余人。到了唐代，译场制度和翻译程序更加繁杂，据《宋高僧传·译经论》记载，翻译的职司多达十一种：（1）译主，总负责人，精通梵汉，深谙佛理，答疑解难；（2）证义，又称“证梵义”，为译主助理，与译主商议评判梵本原义与译本之差殊；（3）证文，也称“证梵本”，听译主诵梵文，检验读诵是否有误；（4）度语，又称“书字”，据梵本用汉文音译出梵音；（5）笔受，也称“执笔”，将音译汉文再进行意译；（6）缀文，也称“次文”，因梵汉语句结构和语序不同，故对意译汉文语句进行调整，使之符合汉文习惯；（7）参译，也称“证译”，将译出的汉文复译成梵文，梵汉本两相对照；（8）刊定，也称“校勘”、“铨定”、“总勘”，刊删冗长、重复之句，使之简练、准群；（9）润文，也称“润色”，从修辞上对译文加以修饰；（10）梵呗，用梵音对汉译本唱诵，以检验音调是否和谐顺口；（11）监护，由钦命大臣或僧官担任，总监检校。

以上除了译主一职由一人担任外，其余各职往往由多人分担。比如玄奘主译《瑜伽师地论》时，灵会、灵隽、智开、知仁、明觉、承义任笔受；道法、明琰、法详（宝昌寺）、惠贵、文备、法详（蒲州寺）、神泰、道深任证义；智道、行友、玄颐、玄忠、辩机、处衡、明浚任缀文。

佛典汉译的九百年来，翻译家们不断总结翻译经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翻译理论。魏晋以前的中国人谈论佛经时，只有“译”字，汉文“翻译”一词，始见于齐梁时期的僧人之言。“译”，重释义，故尚质；“翻”，重修辞，故崇文。“翻译”合二为一，则文质彬彬。

从翻译风格来看，分为三个时期：

一、东汉至前秦时期，译经多用直译，重视经义，不作修饰，多保留原本的胡音。安世高、支谶、竺佛朔、安玄、严佛调、康巨、竺律炎、竺法护、道安等都用直译。直译较多的原因有三个：（1）当时经典多为西域文写本，而西域文质直；（2）来华译经僧人以西域的安息、月支、康居、龟兹、罽宾等国为多，对汉语尚欠精通；（3）此期译经更重经义及原本式样。这个时期也有重视文辞、取意译者，比如支谦、支越、康僧会、竺佛念等，他们多居住在江东。

二、后秦至南北朝时期，多是意译，重视文采，依据汉式。如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僧睿、僧肇、宝唱、菩提流支、真谛、法泰、慧恺等多用意译。意译的原因有三个：（1）经本多得自天竺，即使用西域文本的，也多用梵本校正；梵文本重文藻，故译经不能直译；（2）东来者梵僧、胡僧各半，且胡僧也精通梵文；（3）担任助译者，多是汉僧或文人学士，熟悉梵文，又颇具汉语文采。这个时期的译经也有尚质者，比如僧伽提婆、求那跋陀罗等。

三、隋唐时期，是直译与意译结合，称为“新译”。如达摩笈多、彦琮、玄奘、义净、善无畏、宝月、一行等多用此法。直译与意译的结合，特点有三个：（1）经本全部用梵文本，梵本比胡本即准确又雅致；（2）译者皆精通梵文，既能译梵为汉，又能翻汉为梵；（3 ）密宗兴起，译“密”者多保留“密咒”原音。

围绕译经问题，译家也提出了一些翻译原则。东晋道安首先提出既合于原义又适应不同时地的“五失本”、“三不易”，以此作为他主张意译的根据。东晋慧远虽然没有直接译经，却对直译、意译作了折中，他针对译人的修养，提出“八备”。玄奘针对梵文及佛教的一些特殊的教义，提出了“五不翻”的音译原则。赞宁总结了历代翻译原则后，提出了“六例”：“逖（tì）观道安也，论‘五失本、三不易’；彦琮也，藉其‘八备’；明则也，撰《翻经仪式》；玄奘也，立‘五种不翻’；此皆类左氏之诸凡，同史家之变例。令立新意，成六例焉。谓译字译音为一例，胡语梵言为例，重译直译为一例，粗言细语为一例，华言雅俗为一例，直语密语为一例也。”赞宁所举译经“六例”，不唯翻译原则或技巧，更言胡、梵、华等语言文字之区别，实为探本溯源之翻译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