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登贡培，藏文spyan bsal thub bstan kun vphel，简称贡培拉，原名德庆曲珍，1905年－1963年12月22日（生卒年月），出生于尼木宗雪地区，他是西藏政治人物，曾在第13世拉萨活佛执政后期，成为掌握西藏政权的实权者。

1905年，德庆曲珍生在拉萨尼木宗雪地区一个小型纳税农奴家庭。

1916年，德庆曲珍作为尼珠被送到拉萨支差。德庆曲珍很努力地学习，最终在众多的尼珠中脱颖而出，这引起了拉萨活佛的注意，接着，拉萨活佛将他带回身边，并为他取法名－土登贡培。

从1921年－1933年起，土登贡培一直是拉萨活佛的私人随从，他并没有正式的官职。

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在一份材料中说道：

“他虽然没有官阶，但总是随侍在达赖喇嘛左右，并得到达赖喇嘛的宠爱，待他如亲生儿子一样。他对逹赖喇嘛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他非常聪明能干，他的本领和才干会使他前途无量”。

坚塞被普遍认为是受到拉萨活佛重视的人，并非是噶厦政府的官职。坚塞的出身背景不分贵族或贫民，经由拉萨活佛通过日常观察后，继而受到拉萨活佛特别关照的人。

第13世拉萨活佛先后扶植过不少的坚塞，其中最受重用的是：擦绒·达桑占堆、龙厦·多吉次杰、坚塞·土登贡培。

在这三个坚塞中，擦绒·达桑占堆属于亲英派，他因发动军事政变未遂，被第13世拉萨活佛免职；龙厦·多吉次杰属于反英派，是主张政治改革的代表，也被第13世拉萨活佛免职；土登贡培主张同中央政府保持联系，在第13世拉萨活佛圆寂前，他一直都很受宠。

坚塞们先后走红后，彻底打破了噶厦政府的办事惯例。噶厦政府的办事惯例是，凡提提交到噶厦政府的重大问题，或噶厦政府认为需要解决的问题，都会用召开民众大会的方式来协商，如果噶厦政府觉得没必要召开民众大会，就会直接将附意见递交给首席噶伦，递呈给拉萨活佛做裁决。

第13世拉萨活佛执政晚期，已经不信任噶厦政府，起因是噶厦政府推行、倡导的新政不力，导致新政无法落实。

理论上，西藏政府事务是委托给噶厦办公室（四位噶伦组成）的扩大会议办理，通过司伦提出建议给活佛做决断时的参考。

实际上写给西藏政府的信件，无需经过噶厦办公室或司伦，可直接递交给活佛，民众更愿通过坚塞直接向活佛提出申请，而不愿面对官僚主义盛行的噶厦政府。

土登贡培得宠时，成了联系拉萨活佛与噶厦政府的纽带。噶厦政府处理事务的建议，通过土登贡培才能上报给拉萨活佛，由土登贡培阅读后签署处理意见，拉萨活佛的命令又通过土登贡培传达给噶厦政府。由此，噶厦政府的日常事务几乎都由土登贡培掌握。

1931年，西藏东部爆发战争，土登贡培说服拉萨活佛通过殷实之家征收徭役税的方式，招募到一千名士兵，并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武器，组成了仲扎代本团，这支部队在训练、装备等各方面都优于藏军，直接服从土登贡培一人，形成了实质上的私人武装力量。

土登贡培除了主持西藏政府的日常工作外，还负责布达拉宫东面建筑的维修，夺底水电站的兴建，罗布林卡坚塞颇章的兴建。

蒙藏委员会西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在《回忆国民党政府对西藏政务的管理》一文中记载：

“当时欧化之辈（指亲英派）为佛爷（指十三世拉萨活佛）在罗布林卡建西式洋房一座，落成时，逹赖喇嘛往观，似无悦色，即而下令尽撤之”。

土登贡培下令拆除的洋房就是之前新建的英式建筑－顾芝颇章，后来他下令在原址上，新建一座藏式建筑－坚塞颇章，名字来自于土登贡培的称号－坚塞。

文中还说：

“所修建的宫殿，壁上尽绘内地山水人物”。

这里的宫殿指的就是坚塞颇章，坚塞颇章以雕塑、木刻、壁画而闻名。

1931年，拉萨活佛任命土登贡培为扎齐电力机械厂（又称扎齐联合制造厂）的负责人，机械厂是为了扩充藏军而设立的军事、物资机构，还负责生产金币、纸币，生产武器及金属、羊毛制品。

1930年后，土登贡培手握了俗权和军权，活佛的一切命令都由他来实施执行，活佛的所有行动他也都了如指掌，他的权势已然是仅次于拉萨活佛。

1933年12月17日，第13世拉萨活佛圆寂。

噶厦政府决定召开民众大会，讨论任命谁来担任西藏摄政。

民众大会代表－拉鲁·次旺多杰（龙厦·多吉次杰的儿子）后来回忆说：

“坚塞·贡培倒台事件发生之前，‘民众大会’就任命摄政问题发生了争执。部分孜仲和寺庙堪布提议，按过去的做法，应当推举一位活佛做摄政，而江洛金·索南杰布为主的部分俗官说，摄政不一定非得选一位活佛喇嘛，因为过去也有过三个司伦共同执掌政权的先例。目前，司伦朗顿在位，再选僧俗各一位做他的助手是最好的办法。江洛金继续说，让一位活佛当摄政对政治没有好处，喇嘛就是喇嘛，他整天坐在屋中而不了解政治事务，实际上只能听命于坐在旁边吸着一斗鼻烟而啥都不知道的管家的指使。……部分与会人说，虽然任命三个司伦的办法较好，但要考虑逹赖喇嘛一直信赖的人坚塞·土登贡培。”

土丹旦达在《西藏地方政府几个重大政治事件亲自见闻》中回忆道：

“会上三大寺堪布提议，由于西藏是佛教圣地，应当有一个跪拜的偶像，即应当由活佛担任司伦助理。四品官噶雪·曲杰尼玛说，至于谁适合当司伦助理，我们没有必要去思考，有一个人（意指坚塞·土登贡培）一直受到逹赖喇嘛的信赖，因此，没有必要重新推选另一个人。……后来，俗官们分成了三派：支持坚塞·土登贡培的约有20人，支持僧官建议者有一部分，大多数持中立态度。”

民众大会将土登贡培作为摄政、司伦助理的人选提出，他是会上唯一的候选人。

第13世拉萨活佛圆寂的两周后，土登贡培继续处理善后事宜、日常工作，还开始修建活佛灵塔的工程。

不久，有人提出要召开民众大会，调查活佛圆寂的起因和经过，在会上，让土登贡培交代情况，并指责称：“至尊活佛生病情况没有及时报告给司伦及噶厦，致使噶厦不知情。后来布达拉管家羌其木·土登释嘉得知后，报告了噶厦。于是噶厦邀请甘丹赤苏强巴曲扎与噶厦一道前往达赖喇嘛住处祈祷康复，但坚塞·土登贡培未批准接见，致使我们没能作成任何以求其康复的念经祈祷活动。”

民众大会最终以土登贡培未及时上报拉萨活佛病情的罪名，被逮捕。

土登贡培被捕后，被监禁在布达拉宫的夏钦角监狱。噶厦政府令孜本二人（其一是龙厦）追查此案，初判土登贡培死刑，后来又免除死刑。

1934年初，土登贡培被噶厦政府驱逐出拉萨，终生流放到贡布恰布那寺管辖的则拉岗宗（今林芝境内），土登贡培的家人也受到了不同轻重的判决或拘捕。

土登贡培事件：

1933年11月30日，第13世拉萨活佛开始出现类似流行性感冒的症状。

12月9日，御医－强巴益西向拉萨活佛进献了藏药罗布顿汤（七宝汤），未见好转。

12月11日，第13世拉萨活佛按照惯例，要在冬季接见下密院僧众，并给予加持灌顶仪式，在这期间活佛倍感疲惫，接着开始发烧。翌日，活佛因为身体不适，所以没能接见上密院僧众，甚至还缺席了那年的燃灯节庆祝活动，这引起了僧俗的议论。

12月14日，土登贡培前往乃琼寺，请乃琼护法－罗桑南嘉前来为活佛看病。翌日，乃琼护法来到罗布林卡活佛寝宫为活佛看病，当时在场的只有土登贡培、乃琼护法和御医强巴益西。

12月17日，第13世活佛的病情急剧恶化，于傍晚时分圆寂，享年57岁。

之后，活佛的丧葬事宜都由土登贡培主持，他将活佛的遗体按藏族传统方式涂上香料，进行防腐处理，安葬在灵塔中，然后将灵塔安置于布达拉宫，供僧俗瞻仰。

当时的中央政府，特为第13世活佛赠送了一盏金质酥油灯。

1934年，中央政府派专使－黄慕松将油灯送到西藏，同时，中央政府还追赠第13世拉萨活佛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并颁赐玉印、玉册。

第13世活佛从患病到圆寂，前后仅经历了17天，病情除了身边亲近的人之外，就连当时的噶厦政府都不知情。因此在噶厦政府盛传是土登贡培串通乃琼护法，密谋将活佛谋杀的说法。土登贡培是最受活佛信任的，普遍认为是摄政的不二人选。因为传闻迫使噶厦政府对活佛的突然死亡进行追查。

噶厦召开民众大会，由噶厦政府中的高级官员、拉萨三大寺堪布代表和僧俗各界代表参加，他们召见了土登贡培、乃琼护法、御医，要求他们三人对此做出解释。御医声称乃琼护法在达赖圆寂前，托以神谕之名进献了羌灵包乌十四味药，致使活佛病情的恶化，他试图阻止，但未果。土登贡培也声称是乃琼护法进献药物。土登贡培辩称自己曾多次计划向噶厦政府报告病情，但活佛担心惊动全体僧俗官员，来敬献平安礼物，打扰到自己休息，执意不允。乃琼护法则声称当时被神附体，他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最终，经过审判三人都有过失，土登贡培被罢免官职，流放外地。

第13世活佛的突然离世至今仍是个谜，噶厦有些官员认为土登贡培等人是被诬陷的。

龙厦事件发生后，江洛金·索朗杰布受到波及，也被流放到工布泽拉岗，在此期间：

“他俩相互探望，并很快结下了友谊。当他们俩看见其他被流放和革职的政治犯相继被免刑，并重新进入政府，而他们甚至连返回拉萨的要求都得不到准许时，非常失望和愤懑（音mèn）。1937年12月，他们偷偷逃往印度。”

1939年，邦达饶嘎在印度建立、领导了西藏革命党（英文Tibetan Improvement Party），意为西藏改革党，藏文文献称“西藏西部改革党”，汉文档案称“西藏革命党”。该党的主要成员除了他们三人外，还有游学印度的更敦群培。他们主要在印度噶伦堡、大吉岭一带活动，党章《噶伦堡西藏革命党简要协定》，政治纲领就是将西藏从专制政府中解救出来，然后对西藏的政治体制及社会进行革命性的改造。

1946年6月，印度警方发觉了该党的活动，迅速查抄了邦达饶嘎等人的住处，印度将此情况通报给西藏噶厦政府。随后，邦达饶嘎、土登贡培等先后被印度政府驱逐出，他们转而来到了内地，江洛金·索朗杰布因为有不丹王室的干预从而解脱，更敦群培在拉萨被噶厦政府以伪造钱币罪逮捕入狱。

西藏革命党事发后，土登贡培在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的帮助下，抵达到了上海，之后又转赴南京，他曾到拉萨驻南京办事处求助，但是遭到了拒绝。

土登贡培在内地期间，生活穷困潦倒，后来经日喀则活佛驻京办事处计晋美、益喜楚臣的介绍，前往蒙藏委员会任职。

1947年，经噶厦政府的批准，土登贡培回到了拉萨。有人说，这是因为土登贡培向噶厦政府举报了第5世热振活佛，所以才能返回拉萨。

1951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登贡培与拉萨各界人士在洽泽林卡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进入拉萨。

经由西藏军区统战部部长－乐于泓、平措旺杰的帮助下，土登贡培参加了中共西藏工委和噶厦组织的扶贫粮食机构的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收购军粮。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土登贡培被任命为地质局副局长。

1957年9月，土登贡培参加前往内地的参观考察团，受到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他还出席了国庆大典。

1959年3月，土登贡培与家人搬到了西藏工商局大院。

平叛结束后，土登贡培被调到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办公厅行政处任副处长。

1963年12月22日，土登贡培因重感冒引发脑溢血，在拉萨去世，享年58岁，随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办公厅为他举行了追悼会。